顧寶昌，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
計劃生育政策調整的阻力，根本上來自于對我國人口形勢認識的不同觀點。堅持生育政策不動的觀點之所以會有市場，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這種觀點迎合了當前許多地方GDP掛帥的發展思路。用GDP的觀點去看經濟與人口的關系，經濟是分子，人口是分母。凡是能把分子做大的，都被認為是好的。
當未來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不到兩個勞動力就要養一個老人的時候，那個老人就是現在的80后、90后。年輕人要意識到，這些問題都和自己未來的命運息息相關，一定要關注這些問題并發出自己的聲音。
“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在剛剛公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這具有里程碑意義的24個字引來了全社會的高度關注與討論。
“動了總比拖著好。”曾于2004年與2009年兩度與眾多學者一起聯名上書中央，建議有計劃地逐步放開二胎生育的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顧寶昌，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說，當前計劃生育政策調整的阻力，來自對我國人口形勢的不同認識。我國人口問題的潛在風險在數量或規模，更在結構。長期低生育率、老齡化、城市化與人口流動這四大人口趨勢，將帶來史無前例的挑戰。我國必須正視這一挑戰并及早應對。
十幾年來計劃生育政策有過多次調整機會，有些甚至只差臨門一腳，但最終都沒了下文
中國青年報：您怎么看“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兩個孩子的政策”？
顧寶昌：在《決定》出臺的眾多改革方案中，第12章第46條下面的這一小段話，居然引起了這么高的關注與討論，似乎令人意外，但也不是偶然的。其中“啟動”兩個字很關鍵，說明和之前生育政策一直不能動的狀態相比，現在總算是可以動了。
之所以會動，原因很簡單，就是“形勢比人強”。長期以來，持續的低生育率給我國人口形勢帶來的變化，已經產生了諸多負面效應，反映在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幾年前人們注意到，小學生越來越少了，好不容易蓋起來的希望小學荒廢了；慢慢地中學生少了；再往后，各省的數據都顯示，每年報考大學的人數也越來越少了，“民工荒”的呼聲此伏彼起。人口學的道理其實很簡單——現在生的孩子少，6年后小學生就會少，12年后中學生就會少，18年后大學生就會少，20年后新增的年輕勞動力就會少。就是這么簡單的道理，但是人們往往不相信。前幾年高校還在擴招，結果擴到最后，發現學生不夠了。那為什么早沒有預見到呢？
中國青年報：您此前曾多次呼吁對計劃生育政策進行調整，您有沒有想到調整會在今年啟動？
顧寶昌：不是沒有想到，是實在不敢想到，因為幾年來已經失望過多次了。這十幾年來，曾有好幾次快要啟動調整了，甚至都到了只差臨門一腳的時候，最終卻沒有了下文。這一次雖然調整了，但過程是曲折的，是走出了很不容易的一步。
中國青年報：這些年來，關于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學界以及社會輿論的共識越來越大，每年“兩會”的相關提案也越來越多，但為什么總是阻力重重？
顧寶昌：計劃生育政策調整的阻力，根本上還是來自于對我國人口形勢認識的不同觀點。從來沒有人干脆說一個家庭只生一個孩子的政策要一直實行下去，但區別就在于，有人主張早就應該調整放開了，有人卻說推延得越久越好。有人說調整計劃生育政策有風險，有人卻認為真正的風險在于不調整或者調整的步子太小。
堅持生育政策不動的觀點之所以會有市場，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這種觀點迎合了當前許多地方GDP掛帥的發展思路。用GDP的觀點去看經濟與人口的關系，經濟是分子，人口是分母。在這種思路下，凡是能把分子做大的，都被認為是好的，凡是能把分母弄小的，一般都會得到支持。
中國青年報：現在調整計劃生育政策真的會影響經濟發展嗎？
顧寶昌：這種擔心沒有道理。我國現在的人口是13億多，每年的生育在1500萬左右，這在13億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小，就算放開單獨二胎后每年生育數量有所微增，那對整個人口總量的影響也非常微小。而且這還沒有考慮到生育數量增長對經濟所產生的積極效應。許多國家的實踐都已經證明，生孩子有利于擴大內需。
眼下最緊要的是盡快調整計劃生育政策
中國青年報：對于放開單獨二胎，現在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還遠遠不夠，需要盡快全面放開二胎；另一種認為，這在當下是最穩妥的做法，全面放開二胎是未來的事情。您更傾向于哪種觀點？
顧寶昌：僅僅放開單獨二胎，對改變當前人口現狀還不夠，這也被許多地方的生育實踐所證明。拿江蘇來說，由于多年來實行城鄉一體的一孩生育政策，即便在農村里一孩的比例也很高。同時實行單獨夫婦可以生二胎的政策。這么多年下來，盡管符合生育二胎的單獨夫婦越來越多，可是并沒有多少符合政策的年輕人去申請生二胎，實際生育了二胎的更少，江蘇省的生育率一直持續走低。全國各地多年來實行雙獨夫婦可以生育二胎的政策，但雙獨夫婦中實際申請生育二胎的很少，申請后真正生了二胎的更少。
但是，對我國來說，在計劃生育政策調整的問題上，爭論的時間已經夠長了，耽誤的時間已經太久了，現在能動了，總比繼續拖下去要好。如果現在還是“坐而論道”，那將來就會更加被動，問題就會更加嚴重。更何況，現在有一種希望繼續爭論的傾向，把問題扯得越大越好，什么人口適度理論、地球承載理論等。作為學術問題當然可以繼續開展爭論，但對于中國來說，眼下最緊要的就要得盡快調整計劃生育政策，轉變人口問題的思路，應對即將到來的人口挑戰。
中國青年報：一些專家提出，全面放開二胎會導致人口爆炸性增長。是這樣嗎？
顧寶昌：這個問題，可以用事實來回答。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甘肅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區，經過上級部門批準作為試點實行了“一對夫婦可以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共涉及人口達840萬左右。這些地區主要在我國中西部，經濟不發達甚至困難，發展程度低于全國水平，農業人口占大多數，在全國有著相當的代表性。
2005年前后，我們的研究團隊對上述地區這些年生育政策試點的效果進行了調研，結果發現，在政策比較寬松的環境下，多年來這些地區并沒有出現人口暴增的情況，反而一直保持低增長的態勢，生育水平一直保持在兩個孩子以下。而且，這些年來，這些地區的一孩比例不斷上升，二孩比例不斷下降，三孩生育基本沒有。也就是說，即使政策允許，生了一個孩子后再想生育的家庭越來越少了。大家的生育意愿已經轉變，生育政策的約束作用已經不是主導人們生育行為的首要因素。
在這些試點地區，放開二胎不但沒有導致人口的激增，反而帶來了許多積極的后果。最明顯的后果就是，這一政策有利于促進出生性別比的正常化。翼城、酒泉、恩施分別所在的山西、甘肅、湖北三省的出生性別比都嚴重不正常，2000年的人口普查時分別是112.5、114.8和128.2。可是，上述三個試點地區的性別比一直保持在正常范圍，而且近年來還越來越正常。可見，放開二胎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生育數量與性別之間的矛盾。除此之外，這些試點地區的經驗也證明，全面放開二胎更接近群眾的生育意愿，緩解了生育問題上的干群矛盾，推動了計生工作向為群眾提供優質健康服務的方向轉移。
中國青年報：有人擔心，由于啟動單獨二胎政策由各地根據自己情況來決定。如果一些地方在調研上用上個三五年，這一政策真正實行的時間就要被大大推后了。
顧寶昌：大家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對于政策制定者來說，這三五年可能不算什么，可是對于一個現在就已經三十多歲的女性來說，錯過了這三五年就是錯過了一生的生育機會，以后人生的軌跡就會發生改變。單獨二胎政策雖然現在已經啟動，但在真正實施過程中，還是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首先，放開單獨二胎，有的地方盼望已久，有的地方的觀念卻一直沒有轉變過來，還停留在嚴查大肚子、狠抓計劃外的時期。
對于后面這些地區來說，如果想要單獨二胎政策貫徹得好，就涉及當地計生部門的工作轉型問題，轉不過來，就會出問題；其次，現在放開單獨二胎的政策是有了，可是正趕上政府機構調整，衛生部門和計生部門合并的時期，執行上可能存在一些障礙。現在中央機構層面的合并已經完成了，省一級的機構調整還沒有完成，市縣一級機構的調整還沒有開始。當機構和崗位都還沒有塵埃落地時，要集中精力來做好生育政策的調整工作就難免有困難。
長期低生育率、老齡化、城市化、人口流動將給中國帶來巨大挑戰
中國青年報：中國當前人口問題存在哪些風險？
顧寶昌：我國人口問題的風險不在于數量或規模，而在與結構。具體地說，有四種結構性的人口趨勢，將給未來的發展提出巨大的挑戰。
首先是生育率將長期走低。看看周圍的80后、90后甚至00后就會知道，想要回到幾十年前的那種生育水平已經不可能了。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由于饑荒、戰爭等因素經歷過人口的低增長期，可是從來沒有過低生育率時期。一個低生育的中國社會將是什么樣子，我們無從得知。
其次是老齡化社會。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達1.8億，占全國人口的13.26%，比10年前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上升了2.93個百分點。這還不是情況最嚴重的時候，因為30～50歲的人群是人口金字塔上最大的年齡人群。今后10～20年，當這個年齡人群進入老年，社會的老齡化程度可想而知。對于老齡化社會，從其他國家看到過，但是中國并沒有經歷過，到底應該怎么應對沒有任何經驗。
老齡化社會提了很多次，可能在許多人那里都已經聽膩了，認為應對老齡化社會無非是多建一些養老院、多發展一些養老產業而已，沒什么值得大驚小怪的。可事實真的是這樣嗎？就拿一個不涉及到醫改、建設養老院、退休金改革等復雜問題的小事情來舉例。有很多6層樓的老房子沒有電梯，許多人年齡見長，上下樓越來越困難，上不來下不去，幸福感自然大打折扣。于是近年來呼吁給這些樓裝電梯的聲音越來越高。據統計，在北京，這樣的樓有3萬幢左右。假設每幢上有10個老人因為沒有電梯而無法上下樓，那么光在北京涉及到的老人就在30萬左右。全國保守估計，再乘上個100，就是3000萬左右老人。我有一次在一個邊遠地區講課，臺下的市長聽到我這個例子，立馬站起來感嘆說不能再建這種6層樓了。如果在實際上低估了應對老齡化挑戰的艱巨性，將來是會措手不及的。
第三是城市化問題。幾千年來，中國是農村社會而非城市社會，隨著城市化水平越來越高，費孝通先生所描述的那種中國鄉土社會肯定是一去不復返了。但是，一個城市化的中國會是什么樣子呢，歷史上也沒有現成的答案可以參照。
第四是規模巨大的人口流動。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我國的流動人口已經超過兩億。過去，中國作為一個農業社會，基本上是不流動的。越來越流動起來的中國社會會是什么樣子，我們還是不知道。
可以預見，這四種現象，將會給中國提出史無前例的人口挑戰，而且這種挑戰將不單單止于人口層面，更會帶來社會形態的改變。
中國青年報：應該如何應對這種史無前例的挑戰呢？
顧寶昌：最迫切的就是要正視這種挑戰的到來。整個社會要認識到我們正處在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上，更要看到正向我們走來的人口挑戰是什么樣子。有了認識上的轉變，其他問題就順利成章了。就拿現在關于計劃生育政策的爭論來說，討論不能只停留在生不生、生幾個這種表面的問題上，把它放在即將到來的人口挑戰的大背景下去考察就好理解多了。政策是對現實情況的應對，現在人口的現實情況已經發生變化，以前的計劃生育政策自然沒有一成不變的理由。
令人慶幸的是，這次三中全會決定啟動生育政策的調整。這不僅是一個政策上的調整，更引起了全社會對生育政策乃至人口問題的關注和討論。全民認識的提高是政策調整的基礎，只有當廣大公眾對即將到來的人口挑戰認識得越來越深入、越來越明白，推動政策調整的動力也會越來越大。
我相信，就像經濟改革中出現了深圳模式、溫州模式、蘇南模式一樣，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也不會是全國一刀切。在生育政策調整上，也應該根據中央簡政放權的精神，允許各地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有自己的模式和探索。
中國青年報：您曾說，年輕人最應關心計劃生育政策和人口問題。為什么這么說？
顧寶昌：因為這些都涉及到年輕人的切身利益呀！現在在生育政策與人口問題上，盡管爭論非常激烈，可是年輕人往往很少關注。我經常給自己的學生說，當未來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不到兩個勞動力就要養一個老人的時候，那個老人指的不是我，而是你們自己。所以，現在的生育政策調不調整或者怎么調整，后果都是要80后、90后去承擔。年輕人要意識到，這些問題都和自己未來的命運息息相關，一定要關注這些問題并發出自己的聲音。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