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直到今天,我還在繼續寫作。明年某個時候,在英國,我的第三本長篇小說《格薩爾王》英文版將得以出版。在這本書中,我又離開現實社會,上溯了一個基本沒有被佛教教義所籠罩的英雄主義時代、史詩時代。如果說傳統,那是一個被中斷了的傳統。我在書中發出了追問,但是,我卻聽到了別的追問:為什么要發出那么多基于懷疑的追問?
記不得在哪一本書中看到過,說作家都是一些失敗者。我不知道別的作家同不同意這個說法,但從試圖以自己的作品有限度地影響他人,最終有益于社會的進步與人心的解放這一點上,我可以肯定自己是一個失敗者。
嚴酷的社會現實讓我意識到,當期待中寫作的意義消失,我繼續堅持寫作的唯一理由,似乎就只能是為了自己的內心,就只能是對這個所有人都必須作非此即彼的選擇的社會的一個小小的反抗。也許,將來的人在作文化考古的時候,在政治巖層的夾縫中,發現一顆小小的化石———凝固了一種不服從的、掙扎的姿態。(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