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寒冷的冬夜讀這本詩集，心中有一種持久的溫暖和感動。從《愛情的夜晚》、《夜晚的低吟》，到《此情此景》，再到今天的《慰藉》，詩歌旅行者劉希全留下的履痕清晰可見。遙想當年，詩潮翻涌，無數人青春勃發，在腎上腺素的鼓勵下，迷失在分行文字的叢林。當青春不再，大潮退卻，沙灘上只留下了為數不多的裸泳者，捧著阿甘一樣偏執而赤誠的心，為詩神放歌。這為數不多的裸泳者，劉希全，就是其中的一個。

　　我有時分不清楚作為記者的劉希全和作為歌者的劉希全。這種雙重身份的差異常常帶來一些有趣的誤讀，但也為我們進入他的世界提供了不同的路徑。他常常在我的辦公室外面抽煙，讀報，打電話，萬人中他樸素得像膠東平原上的一株紅高粱；在詩歌中他卻說：“寫出曾經對你說出的那些話/再寫出說話時空氣那輕微或者巨大的顫栗”。我想起了1917年在倫敦陰沉的天空下，在勞埃德銀行擔任評估員的T·S·艾略特，也想起了在《四個四重奏》中說“只有通過形式，模式，/語言或音樂才能達到靜止/正如一只中國的瓷瓶/靜止不動而仍然在時間中不斷前進”的偉大的T·S·艾略特。他們身份的差異并不妨礙他們在兩種角色中相互切換或轉移。在某種意義上講，這種差異造就了詩歌。順著這種思路，我認為，詩歌和現實生活建立了一種對等關系，或者說是一種相互補償關系。狄爾泰說，“詩把心靈從現實的重負下解放出來，激發起心靈對自身價值的認識。詩擴大了對人的解放效果，以及人的生活體驗的視界，因為它滿足了人的內在渴求：當命運以及他自己的抉擇仍然把他束縛在既定的生活秩序上時，他的想象則使他到達他永不能實現的生活。詩開啟了一個更高更強的世界，展示出新的遠景。”這種遠景，構成了一個詩歌旅行者的未知世界，也構成了一個詩歌的精神幻象，一個遙遠的烏托邦。

　　劉希全說：“我要寫出樸素的詩歌/我只需要一張紙、一支筆，甚至/什么也不需要，我只想讓詩歌/在我的心里好好地活著/也像蘆葦，在浪頭中站住、站穩——”這種近乎直白的宣言至少暗示了兩個信息：作為個體的人在當下的處境和抉擇，以及一個詩人在技藝上所認同的美學標準。詩人憑借“蘆葦”這個符號精準地揭示了詩歌或詩人的生存狀態；用“樸素”作為一種風格的高度來約束寫作行為。

　　一個詩人如果選擇他不熟悉的題材進行處理無疑是危險的，要么騎虎難下，要么掉進玄學的陷阱。劉希全無疑很好地規避了這個風險。他的詩中，我們所讀到的都是我們熟悉的東西。但是，另一個問題又出現了：如何讓讀者在習以為常的審美中獲得陌生的、不一樣的感覺？這是對一個詩人最嚴肅的考驗。優秀的詩人往往會進行自己獨有的探險。對于劉希全而言，我認為，他選擇了一個字：小。

　　小的題材。小的事物。小的角度。小的篇幅。他寫蜂群：“在浩瀚的、緩緩起伏的藍天之下/一千只、一萬只金黃色的小鼓/正漫天飛舞”；他寫蚯蚓：“一平方米的地方，是它們的村落/十平方米的地方，是它們的祖國”；他寫草：“他所使用的驚嘆號/是一棵草帶著一團泥向上飛/他所使用的破折號/是一棵草把自己繃成一條直線向前跑”；他寫小米：“從萊陽到北京，一千多里路/這些小米迎著十二月的寒風/走得有些累，但都沒有走失/一粒粒都靠得很緊，像在/相互取暖”；他寫家譜：“但我知道，家譜上/她們并不存在，她們像是多余的：/多余的血脈，多余的話/多余的心跳，甚至，多余的死”……

　　他俯下了身子，與泥土對視，與閃電攀談，捕捉光線，摹寫聲音。“對于這個世界，我是謙卑的/……我是最下面的刻度，是低的，是暗的/因而顯得有些孤單，顯得不合群”，也許，對于一個詩人而言，正是這種謙卑的、低下的姿態，使他獲得了俯瞰整個世界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