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人大江健三郎將寫于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關于沖繩的文章結集成書，名《沖繩札記》，距他以小說《個人的體驗》獲1964年諾貝爾文學獎大約有三年的光景，這兩本書大概可歸為大江氏個人寫作生涯里光輝的頂點，用來代表他的小說與散文兩種不同寫作方式，而這兩種寫作方式皆融入作者的個人思考，即鮮明的日本戰后政 治反省與探索。若按作者《中文版序言》的交代：“雖說從二十多歲就開始寫小說了，然而我實在不能把握：通過自己的閱讀學到的所謂‘文學’和‘文學家’的生活方式，是否能在將來的工作中踐行。而立將至之年，智力殘障的長子誕生了。我打算與他共生，也決意去思考到那時為止自己作為小說家的生活意義。”可看出作者早期的思想的變化。這些變化體現到寫作中，成為作者的個人情緒，又正因這個人情緒之作《個人的體驗》讓世界看到了日本另一種思想的存在，獲得諾獎大概也正符合需要。不過從此作者似乎已離不開這個思維，“而其中論述了我的一生的主題的，則是《沖繩札記》。我在書中試圖思考的問題是：所謂‘日本’這個近代國家是如何成立的？它果真強大嗎？近代化的結果讓它在世界、特別是在近鄰諸國中居于怎樣的存在？日本人真正吸取了戰敗的悲慘教訓了嗎？”這在當年確有極大的沖擊力量，畢竟這些都是遠離我們今天這個時代竟至四十余年了，這本遲于四十年才翻譯成中文的隨筆到底還有多大的感召力量，實在是件難以說清的事。

　　依常理而言，對自己的國家進行反思，當然是件好事，即便別國的情況對我們來說無關痛癢，但如何看待我們今天的社會進步與國家政治，及思考社會現狀的方式，或許會有一些啟示。大江氏說：“在這本書里，我寫了日本近代化歷史中沖繩和沖繩縣民與日本和日本人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在日本的侵略戰爭中，作為日本唯一地面戰戰場的沖繩遭到美軍襲擊的沖繩戰；我還論述了作為美軍基地的沖繩以及由美國返還施政權的沖繩縣民在戰后的存續狀態。”這樣講是作者站在民族立場來審視當年日本的困苦，力求自己能夠成為有獨立思考精神的知識分子，他用“苦世”一語作章節標題，大約是他內心的感慨所系。因此讀他的隨筆，難免文章里也有種“黯淡的內省”悲觀情緒，從這個角度看，大江氏的文字雖力求剖析現實，但讀著枯燥，并不適合大眾閱讀。然而這樣一部作品竟出現“被日本政治右翼推上審判庭”的事，指其為“自虐”史觀，按大江氏自己的解釋：“《沖繩札記》的寫作與歷經大約四十年的被閱讀，使我超越了自我批判，構筑了積極的亞洲觀、世界觀同樣也是事實。我打算扎根在自己的文學中、作為文學家來走完自己的人生。”雖說這場訴訟以大江氏勝訴結局，在我們國外讀者看來，實在很難明白其中的原委與曲折。

　　不過說也奇怪，我并不大喜歡讀大江的這部長篇隨筆，因為他總是企圖在一些事物上找尋或探討某種深刻含義，如此的結果，反使得他陷入刻意和偏頗之中。讀他所寫札記，只覺得他個人在喋喋不休，嘮叨的都是多愁善感的自我想象或自我推測，以此再設定出一些概念，給人摸不著頭腦的感覺。譬如第八章《日本的民眾意識》里有段敘述：“面對著播放海底光纜輸送的圖像的電視，沉默的、黑黝黝的背影重疊起來的沖繩人凝神注視。沖繩人的這種凝視，自然而然地彰顯出另一番人類館光景。只是鋼鐵導管組合、充滿數條熒光屏光芒和電子音樂的建筑取代了茅草小屋，也不再是高麗煙袋加蒲葵葉團扇，而是舶來品和土著品的混合。那無非是一幅二十世紀的日本人正撩撥著難以滿足的欲望，蜂擁襲來、東跑西竄的光景。”讀過這段話實在未知大江氏想要借此表達的意思，與他所要論述的“日本的民眾意識”有什么關聯。書中另還有許多這種文學色彩的描寫，似乎都與他要講述的思想不著邊際，而他從這些描寫中獲得的思考和結論，讓人一頭霧水，又或因我慣讀消遣的文章，于這類沉思現狀的文字不大能夠適應，大約也因此感覺不到大江氏文章的好處來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