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原創期刊旗艦《收獲》與文學選刊龍頭《小說選刊》之爭，近日再次發酵與升級。

　　“相煎何太急”

　　《收獲》雜志執行主編程永新日前表示，“‘選刊’培養新人，完全是扯淡”。《小說選刊》主編杜衛東首次正面回應。他在昨日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態度明確：“原創和‘選刊’本是文學同行。我以為我們在探討共同致力的文學事業時，至少應該彼此尊重，何出粗俗的‘扯淡’一詞？況且，事實是否如此，的確不是某一個人、某一句話就可以定論、可以一言以蔽之的。我理解《收獲》雜志的一貫傳統和理念是‘尊重作品’。我覺得程永新先生對文學工作的態度與《收獲》雜志的理念并不契合。”

　　此前，媒體曾爆出程永新有《小說選刊》選編小說只是“踮腳摘桃”一說，對選刊類刊物的編輯工作持否定態度。處于文學選刊龍頭地位的《小說選刊》主編杜衛東認為，這源于“格局不大，氣象太小，同室操戈，不利文學”。他表示，期刊萎縮“罪不在選刊”。真正對文學刊物生存產生巨大沖擊的原因有多種，包括網絡文學的興起和網絡盜版的泛濫等。

　　杜衛東對記者說：“事實是，選刊的編輯，每個月要面對全國100多種文學期刊，平均每個人的閱讀量在150部小說左右，不低于200萬字。而后，再從中選出10部左右的作品送審。這些選載的作品，既反映了文學理念，也包含了文學判斷——這種形而上的觀照，見仁見智，但不能被無理地歸結為體力勞動。另一方面，從編輯技術層面上說，選編的小說，有一半需要編輯重新處理。‘踮腳摘桃’，實在與實際情況相去甚遠。”

　　對于《小說選刊》是否推出新人，雙方也各執一詞。杜衛東說：“《小說選刊》是不是‘不舉新人，唯名家論’，謹提供如下數據說明——自2008年第1期至2012年第10期，《小說選刊》在配發了‘創作談’的頭條、共計56部中篇小說中，新人新作就有18篇，占32%。培育文學新人是《小說選刊》創刊以來一項自覺的責任擔當。”

　　誰傷害了文學

　　眾所周知，聲名顯赫的《收獲》雜志創刊于1957年，由上海市作家協會主辦，巴金曾任主編。它是1949年以后我國第一本大型文學雙月刊，始終以堅持純文學立場為宗旨。上世紀60年代，它曾兩次停刊。1979年1月，隨著以“傷痕文學”為標志的新時期文學的復蘇，《收獲》雜志第二次復刊。按作家陳村(微博)的話說，它是中國當代文學的簡寫本。

　　《小說選刊》創刊于1980年，由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發刊詞》系茅盾先生親撰，刊名題字亦為茅公手筆。《小說選刊》自創刊起即奉行“好作品主義”。尤其從2006年改版開始，該刊將編輯理念概括為“貼著地面行走，與時下生活同步”，將辦刊宗旨歸納為“現實觀照，人文情懷，獨特視角，中國氣派”，令這本素有“文壇風向標”的國刊更加厚重。

　　《收獲》雜志執行主編程永新同樣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采訪。他對于《小說選刊》提出的“貼著地面行走”的宗旨，不能茍同。“這個口號充滿巨大的熱情去展示弱勢群體，連篇累牘刊登打工者，但太狹隘、落后、過于急功近利。文學是想象力、幻想力創造性的世界。”中國文學問題不是離現實太遠的問題。”

　　對程永新反感《小說選刊》的文學理念，杜衛東說：“程永新先生不是文壇霸主，也不是精神領袖。”他說，《小說選刊》的文學理念基于刊物的自身定位與責任擔當。如何評價《小說選刊》的文學理念，廣大讀者應該最有發言權。“有兩個數據我可以說一下——《小說選刊》改版7年，歷經兩屆魯迅文學獎，所選作品的獲獎率在同類刊物中均為第一；2006年《小說選刊》第1期改版，發行量呈V形反轉。至今年第10期，已成功實現翻倍，郵局的訂閱數也增長了50%。”

　　除雙方觀點大相徑庭之外，一些細節的分歧也明顯地存在。程永新表示，《小說選刊》的目錄頁，根本沒有標出原刊出處，而只在內文中，以很小的文字標示。杜衛東則稱，“讀者找來《小說選刊》一看便一目了然。不知程永新先生為何一再連最基本的事實都視而不見。”此外，程永新判定，“有尊嚴感的作家未必看得上‘選刊’”。杜衛東則回應：“這并不能代表作家的真實感受——無論是聲名遠播的文壇大家，還是才華橫溢的后起之秀，對‘選刊’選載他們的作品，都是很歡迎的。”

　　作家方方(微博)曾明確表示：“對省、市作家來說，‘選刊’這個平臺真的非常重要。省、市期刊與上海、北京的刊物處在完全不同的地勢——它們可以俯視全國，而我們更多只能在省、市地域內。作家的作品如果不通過轉載，輻射面小，又不讓轉載，發表了沒幾個人讀到，就跟沒發表過一樣。所以，我覺得‘號令天下拒載’，并非上佳選擇。”

　　作家劉亮程(微博)表示，原創這個概念，對于讀者來說，在哪看到都是原創，還會產生一種閱讀依賴；對于作者來說，會希望作品更多地被轉載，讓更多的讀者看到。“一個文學刊物的發行量非常有限，不能付一點稿酬就把一個作品埋沒在這兒，這對作者不公平。作者需要傳播面，也需要轉載的收入”。

　　作品曾被《小說選刊》選載的作家邵麗(微博)認為：“雙方的爭端不是由作者造成的，他們之間的爭論是由于體制長期形成的。我以為，中國好的小說家的作品，應該都被《小說選刊》選載過，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它多年來對小說、對作家的推薦，是有一定貢獻的。而擴大作品的影響，作家也是很難拒絕的。”她說，像《收獲》這樣的知名原發刊物，其地位也是同樣不可取代的。“選刊”選載其作品，并不能抹殺它的影響力。把原發刊物發行量上不去歸咎于“選刊”，可能有些夸大了“選刊”的功能。

　　同為《收獲》作者和《小說選刊》作者的作家張楚(微博)說，《收獲》是“中國當代文學編年史”。《收獲》、《小說選刊》應該明確各自的辦刊原則和面向的讀者群，停止爭論，達成共識、共贏，實現文學傳播的良性循環。

　　“拒載聯盟”

　　記者了解到，此前，“為保護作者和刊物對原創作品的權益”，《收獲》雜志從今年5月第三期起與作者簽訂協議：提高作者稿酬，謝絕其他刊物轉載。此舉一出，眾所嘩然。

　　據有媒體載，《人民文學》原主編李敬澤聽到《收獲》提高稿費的消息，第一反應是，《收獲》提多少，《人民文學》也應該提多少。

　　《收獲》雜志還提出，要與國內作家和原創文學期刊結成聯盟，杜絕未經許可的轉載行為，并要求今后轉載文學作品須支付高額稿酬。此舉被視為原創刊物向文學選刊的一次“公開宣戰”。

　　但《北京文學》拒絕加入“不被轉載聯盟”，《上海文學》雜志主編趙麗宏也稱，沒有聽到過“不被轉載聯盟”，更沒有加入“不被轉載聯盟”。

　　程永新說，“提高稿費”這個要求不是我們獨創、提出的。上世紀80年代，很多原創刊物就提出了建立期刊聯盟。每一部作品都凝聚了作家和原創刊物編輯的心血，經過六七遍嚴格審稿程序。而一些‘選刊’不超過三個編輯人員，勞動力低廉，選擇文章時細節都懶得一遍遍看，甚至有的直接要求原創刊物提供電子版、直接排版，榨取原創刊物剩余勞動力價值。

　　散文隨筆轉載率較高的作家鮑爾吉·原野說：“很多作家特別希望自己的作品被‘選刊’轉載，這是一個成名的途徑。在文學界有這樣一種觀點，被選載是光榮的。我認為這個‘拒載聯盟、簽訂合約’，很多作家不見得加入。因為很多期刊實行了高稿酬，并且很多作家還是希望被‘選刊’轉載。”

　　上海《文學報》總編輯、報告文學家陳歆耕認為，無論是原創還是轉載，文學期刊的核心問題是稿酬和編輯費，根本的解決之道是研究期刊的定位——沒必要的刊物就停掉，如果要辦就讓它活得好，千萬不能不死不活。文學是文化的源頭，相關部門應適當給予經濟補貼。

　　稿酬魔杖作怪？

　　多年來處于市場競爭邊緣的純文學刊物，正在提出以稿費上漲來刺激文學原創生產力。這多少反映出文學原創力所遭遇的窘境。

　　據悉，上海市政府從“文學發展基金”中撥出專項資金予以扶助，每年該基金都會為有關刊物注入新資金以保證稿費的發放標準。《收獲》每年有100萬元的專項文化基金，首期撥款的年限是3年。《收獲》此前的稿酬標準是千字80～100元，這是20多年前確定的。從2010年第12期開始，稿費將提高至千字200元以上，最低稿費標準將是原標準的兩倍，優秀稿件可達到原標準的5倍以上。

　　程永新認為，《小說選刊》不是獨立生存市場的刊物，而是中國作家協會旗下的刊物，像《十月》、《當代》這樣的刊物背后，都有出版社的支撐，而《收獲》才是真正面對市場的。從這個層面上來講，提出提高作家稿費，理所當然。

　　對于“選刊”的編輯費和稿費，杜衛東說，《小說選刊》是純粹自負盈虧的刊物，不享受一分錢的稿費專項基金。“我們從上個月開始，轉載費標準都已提高，付給原創刊物的轉載費一篇作品最高達到了1000元。明年的發行量只要能夠穩定，我們還將繼續提高標準。”他表示，《小說選刊》是二次向作者支付稿酬。除了支付稿酬，還將用‘選刊’這個平臺，積極為作家爭取權益。如，影視改編費。“2011年我們選載了呂金華的中篇小說《黑煙》(原發《長江文藝》)，即通過我們的平臺，促成影視公司以9萬元買斷了該作品的影視改編權。”

　　這場《收獲》與《小說選刊》的論爭有愈演愈烈之勢。對此，許多作家紛紛發表看法。原野認為：“有些省級文學刊物，全指望‘選刊’才能生存。從這個角度來說，很多讀者就只訂《小說選刊》了，這對于原創刊物確有忽略。”他認為，‘選刊’和原創刊物不存在二元對立的問題。“事實上，文學選刊的存在，傷害不了《收獲》這樣的雜志。”

　　劉亮程說：“文學是我們的心性、表達世界的方式。文學傳播具有多樣性，希望有一定的傳播度。作家在傳播領域是弱勢的，作品在傳播中能否受益是需要社會保障的。僅僅傾向某一方的利益是不合適的，多方滿意是需要綜合各方利益的。”

　　文史學家、作家劉孝存說：“出于保護主義，任何強詞奪理都是不合理的。”

　　轉載是一把雙刃劍

　　程永新對記者坦言：“我們的訴求無意挑戰文學選刊。我們所提出的‘拒載’也并非‘一刀切’，而是希望在《著作權法》的框架下規范轉載。”他說，當下‘選刊’市場很亂——保護知識產權在港臺地區和歐洲做得很好，但這個問題在內地存在這么多年，卻沒有人提出來。

　　程永新強調，應該給原創刊物3～6個月的生存空間。《著作權法》以前有明文規定“給原創專用權1年”，修訂后的法律中，這條規定卻消失不明。“精品是經時間沉淀下來的。打時間仗，晚點兒，慢點兒，選有個性、有特點的文章。如果‘選刊’有足夠的品味，就能夠選出來。這樣也能避免整個期刊閱讀的單調性和同質性。”他說，“我們的初衷在于警醒‘選刊’，改善原創刊物的生存環境。”

　　對于3～6個月的生存空間，大部分相關人士表示贊同。《上海文學》主編趙麗宏說：“原創期刊和‘選刊’刊登要有一個時間差，這是對原刊的編輯勞動的尊重。”

　　作家葉兆言(微博)認為，應該“以所投刊物的法則為準”。他說，有些省級刊物，以轉載為重要評價標準。有些刊物則根本不在乎被轉載——其實轉載是雙贏的事情。(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