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種各樣的文學選本大抵如此：它匯集了眾多選家的評判視野，以示其開放多元和公正公平；它包含已被讀者廣泛認可的重要作家的作品，這樣才堪為典范；它是標新立異的，以求在眾多選本中脫穎而出；它可能體現了寫作的某種潮流，唯其如此才體現出前瞻性；它稟有某種特定的、純正的趣味，并由此決定哪些作品得以入選其中，哪些又被摒除在外。

　　以此標準，日前由譯林出版社引進出版，波黑作家、文學評論家亞歷山大·黑蒙編選，翻譯家李文俊領銜翻譯的《最佳歐洲小說》自有其獨特之處。在這套書里，無論是英國、德國這樣的老牌文學強國，還是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波黑、克羅地亞、馬其頓這樣的文學小戶都被囊括其中。異質性的多元存在打破了原本的刻板落套。四十位歐洲作家，四十篇力作，無孰輕孰重，平等獨立。蜚聲海外的名作家和名不見經傳的新作家并肩站立，共同代表歐洲。它使得一種集體身份——歐洲成為可能。

　　外國文學研究專家陳眾議認為，這套書基本上走的是一個中間路數。在1月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舉行的“《最佳歐洲小說》書系新書首發式暨研討會”上，陳眾議表示，選本所選的作家作品具有我們時代尤其缺乏的歷史縱深感，它不以文學前沿自居，也不試圖引領文學潮流，只是以傳統的文學道義和文學規律作為基點，在此基礎上，盡可能包容不同語種，不同國別的文學的傳承。“我總感覺，我們的文學傳統里，包含了人類幾千年積淀下來的最基本的常識。可惜我們現在把一些看家本領都當作垃圾給丟棄了。從這個意義上，這個選本也在提示我們要注意由來已久的文學傳統。”

　　在翻譯家高興的感覺里，選本給他最大的感觸是對小語種的關注。“在某種意義上，我是不同意大國文學和小國文學的概念，但大語種和小語種的區分是客觀存在的。”在高興看來，我們通常依據一些大的獎項或其他地緣政治因素來決定要引進哪些外國文學作品，這實際上遵循的還是歐美大國的評判標準。“在這套書里，你能看到很多名不見經傳的小國家的作家作品，也能讀到我們還不太熟悉但已經頗具潛力的作家作品，這些作家在其中都是一種平等和獨立的存在。這打破了我們對一般文學選本的慣常理解。”

　　當然，不能不注意到，眼下讓小國或小語種文學更多進入我們的視野，客觀上存在一些障礙。這一方面受了時代及政治的影響。正如在魯迅那個年代，我們更注意小國文學。就像李文俊所說，那個時代的作家大多有救國情懷，他們看不慣英美等大國橫行霸道的樣子，從小國家的文學里卻更能找到共鳴。而在當代中國人的眼里，則恰如評論家李敬澤所言，除了自己國家，關注的就是紐約、東京、巴黎諸如此類的地方。對于歐洲文學的關注，也是循著英法俄德等大國的途徑。另一方面，還存在著語言上的障礙。事實上，有些小語種的文學作品，很難找到相應的中文譯者。基于此，翻譯家余中先認為，如果能找到小語種文學較好的法語或英語的翻譯版本，不妨從中轉譯過來。

　　而這一特殊的文學選本之所以能夠產生，正是基于該書前言作者、旅美愛爾蘭作家科勒姆·麥卡恩所言歐洲大陸的包容性。在麥卡恩看來，“歐洲作家”這個詞恰恰因為其與生俱來的難以把握而作用愈大。由于難以準確定義，它就容納了當代身份認定的不確定性。而身份拒絕以地域來限定。“構成歐洲作家歐洲身份的因素之一，是它的文學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他們的身份混雜在一起，不乏矛盾、很不完整，甚至前后對立。其結果是形成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李敬澤表示，歐洲文學的豐富性，并不只是體現為地理分布的開闊，還在于當落實到文學作品中，還能讓人感受到其豐富性。“在我的視野之內，還沒有看到過這么全面匯集歐洲各個國家各個地區文學作品的一套書。這提醒我們要對自己的文化態度及對世界的看法，有一個深刻的反思。無論是對待中國文學走出去，或把世界文學引進來，我們都不要那么短視勢利，只盯著幾個大國家、大語種。我們要有能體現豐富性和差異性的健全的文學視野。”（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