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錦華談到對死亡的恐懼。獲知自己病情的最初1個月，她幾乎被擊垮了，會狂想追問“為什么？不公平。”更年少時，她曾以為自己不怕死，夠瀟 灑，“但死亡來得如此猝不及防、直截了當，感到的是純粹的怕”。最重要的是，27歲，她對生命有無盡的規劃和夢想，卻尚未實現半分。

　　入院的第3天，一個同齡的女孩入住，兩人一見如故，但4天后的傍晚，這位新朋友卻突然肺主動脈破裂，撒手辭世。戴錦華講到一個細節，極端脆 弱和無助的時候：“常常是深夜，走廊里想起平車的車輪聲——那是在運送死者。這種時候，每個病房會亮起燈，大家無言地坐在病床上，傾聽這聲音遠去。那聲音 就像是死亡自身，無可逃脫地逼近，又遠去”，“大家不知道結核病仍有如此高的死亡率，甚至完全無知于這種疾病仍然在收割生命。人們一邊認定此病已成歷史， 而一旦你染上了這種病，仍像是‘佩戴了紅字’——要承受社會的厭惡、拒絕和歧視。幸好，我很快學會了以一種黑色幽默來應對。”

　　少年時，戴錦華固執的夢是想在身后留下一本書，死亡的突然逼近，令她“寫一本自己的書”的愿望變得急迫。但當時，醫院并行兩套結核病療法——最傳統的基礎療法：靜臥、食物；新的藥物療法：定時確保攝入大量抗癆藥物，運動、包括寫作或棋類絕對禁止。

　　還好，戴錦華一向酷愛小說，來者不拒。那時，前來探望的朋友很多，帶著各式補品和小說。“那幾個月，我吃光一生的雞湯、燒雞、烤雞、燉雞、燜雞……的定額。自此與雞‘恩斷義絕’，‘批量消費’了無數翻譯小說。”

　　書籍一律有借無還，因為自知還回去的書會被即刻丟棄。狀況稍好，戴錦華便恢復讀理論。“那時集中讀后結構、后現代理論。每本書都被不同顏色的熒光筆畫得五彩繽紛。所謂‘語言學轉型’大概就是在這段時間里完成的吧。”

　　醫院里，每周的常規節目是測體重。體重的增加是令人歡欣鼓舞的好消息，因為肺結核是消耗性疾病，“用護士的說法是，體重增1斤，肺上空洞未必長1毫。”當時戴錦華身高1米75，體重只有45公斤，“風都吹得倒”。

　　8個月后，戴錦華空洞閉合，離開醫院。“結核病院里入院治療兩三年是常態，我是自動離院的。”醫生說，她出院胸片是入院標準，至少還要在醫院躺一年。但她還是離開了。

　　戴錦華告訴記者：“自己一生中為數不多的愧疚之一，是曾立愿為結核病、結核病人、醫務人員做點什么，但至今并未有所作為。結核病以后，開始 對自己沒有那么高的期許，不再野心勃勃，開始珍視和重新定義生命。瀕臨死亡，才懂得放自己一馬，用更樸素的態度生活。今天，相對于青年時代而言，我已經非 常自我約束，當然不是無所作為，而是拒絕浪費生命在角逐競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