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5月，我應邀參加了某全國知名中學的校慶活動。除了隆重的慶典大會之外，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該校的“素質教育成果展”。一進校園，主干道兩側的櫥窗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近年來該校學生考入北大、清華的光榮榜，人數之多令人咋舌；接下來是學生在全國和省市級學科、科技、文藝及體育競賽中取得的優異成績；再往后是琳瑯滿目的學生書畫作品。畫我不大懂，但有幾幅書法作品的確寫得不錯。高潮當然是在學校大禮堂里舉行的交響音樂會。七八十名俊男靚女身著盛裝，演繹了一首首西方經典名曲，水準之高恐怕不輸于職業演出團體。
然而，就在幾個月前的北大自主選拔錄取面試現場，同樣是這所中學的學生，當我問起他們的專業志愿時，幾乎所有人都把金融專業作為第一選擇。當我問他們為什么如此選擇時，答案幾乎又是驚人的一致：“掙錢多”。這些學生都是最優秀的學生，不光學習成績好，其他素質也非常突出，大多數學生至少能夠演奏一種樂器，鋼琴十級者比比皆是。不是說選金融專業一定不好——經濟飛速增長的中國當然需要大量金融專業人才——但所有最優秀的學生不約而同都選擇了金融專業，這至少說明，他們的價值取向未免過于單一和短視。
我不太喜歡“素質教育成果展”這樣的提法。既然是“成果”，一定是某種具有顯示度的成就。但教育的成果是什么？是它所培養的學生在未來幾十年里為國家、社會和人類作出的貢獻。這樣的成果，顯然是當下的校長等不及的。于是，我們所看到的“素質教育成果”，就變成了一張張書畫、一座座獎杯以及交響樂和舞蹈，等等。在我看來，這些所謂的“成果”和素質教育風馬牛不相及，完全是采用應試教育的辦法去訓練了另一批也許學習成績不夠突出的學生。表面上看學校的素質教育開展得蓬蓬勃勃，要體育有體育人才，要文藝有文藝人才，但實際上，這些所謂的人才無非是按照某個預設目標制造出來的零件。從本質上說，他們和那些通過大規模重復訓練而獲得高分的學生沒有任何區別。
中學開展素質教育的途徑，首先是按照素質教育的要求設計一系列項目，然后選拔出每一個項目的佼佼者，集中資源進行強化訓練并為之提供各種機會和平臺。因此，這個從外表看來令人驚嘆的素質教育的龐然大物只不過是由無數定制好的零件拼湊起來的機器人而已。那些“術業有專攻”的個體，最終在成就學校整體輝煌繁榮的同時也犧牲了自我的全面發展。至于那些似乎在任何一個項目上都沒有特長的學生，則成為少數成功者的“陪讀”。原本，素質教育是為了學生成長而服務的，現在，學生成了實現學校素質教育建設成就的載體和工具。
實際上，“素質教育”的口號我們喊了多年，下發了無數文件，卻從來也沒有搞清楚到底什么是“素質”，應該怎樣開展“素質教育”。我們對素質教育的理解過于單一，過于統一，太缺乏想像力。在學校里，素質教育就是開展一些和升學考試無關的活動；在家長看來，素質教育就是讓孩子琴棋書畫無所不通。于是，一個完美中國學生的形象就是：成績優秀的學霸，才藝出眾的偶像。那些不肯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家長，在很早的時候就把孩子送進各種各樣的興趣班，最后的結果是讓孩子徹底喪失了對所有事物的興趣。當我們的學生可以嫻熟地背誦出大段大段的唐詩宋詞時，卻往往提不出自己關于某一問題的獨到見解和觀點；當他們在舞臺上展示出堪稱專業的才藝時，對藝術作品本身的理解卻相當膚淺；當我們帶著孩子在周末穿梭于各種各樣的訓練班時，卻恰恰忘記了素質教育的核心：培養學生具有正確的價值觀，對科學有理解力，對藝術有鑒賞力，使人的發展更為全面，生活更有品位和質量，等等，等等。
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了繁榮校園文化和促進中學素質教育開展，各高校開始招收藝術和體育特長生。然而，對素質教育缺乏想像力的狹隘理解卻使校園文化開始變得凋零。2010年底，臺灣大學代表團訪問北大，兩校學生共同演繹了一場“臺大之夜”北大——臺大學生聯合文藝演出。北大參加演出的是民樂團、合唱團、舞蹈團和健美操隊等專業團體；臺大參加演出的是合唱團、嘻哈研究社、布袋研習社、魔術社等學生社團。演出結束后，臺大同事由衷地贊嘆：“北大學生就是了不起，個個都專業，不像我們的學生，都很業余。”我相信他說的是真心話，但聽起來總有點怪怪的感覺。北大參加表演的，都是千挑萬選的藝術特長生；臺大參加表演的，全部是非藝術專業的學生。論專業水準，北大學生要比臺大學生高得多。但我真的不知道，那天晚上的演出，到底誰的表演更精彩，到底哪一種表演更符合大學的氣質和風格。
大學里的文化藝術生活，應當由學生自己搭建舞臺，自己表演，自己享受那一刻的歡愉。也許不專業，也許很稚嫩，但那是孩子們自己的游戲。我至今仍然懷念20世紀90年代初期北大老圖書館前的草坪。仲夏之夜，皓月當空，微風習習，學生們三三兩兩圍坐在不大的草坪上，聽長發飄飄的師姐淺吟低唱自己創作的校園民謠。雖然只有一把木吉他，卻是世界上最空靈飄逸的歌聲。后來，學校里的舞臺漸漸讓位于半專業性的藝術特長生。燈光舞美越來越絢麗，藝術水平越來越專業，但同時也漸漸丟掉了靈氣和親和力。對于普通學生而言，演出已經不再是“我們”的演出，而是“他們”的演出。大學文藝生活被割裂成了兩個群體：特長生和非特長生；表演者和觀眾。
一個體育特長生，也許并不喜歡體育運動，體育不過是他進入大學的某種捷徑；一個藝術特長生，也許并不喜歡藝術，藝術也不過是他進入大學的某種通道。今天，當我們開展素質教育的時候，往往不是因為對藝術本身的追求，而是出于某種現實性的需要：要么是才藝表演時的炫耀；要么是學校素質教育成果的展示；要么是大學招生時的某種項目。因此，并不奇怪，那些小時候曾經花費大量時間精力學習的小提琴，一旦沒有需要的話，立即被束之高閣，碰也不會再碰一下。藝術并沒有因為素質教育的開展而成為我們生活中的精神追求和內在需要。它甚至變成了我們為了實現某種現實性需要而借用的工具。
也許我們正在丟失中國古代教育中的一些最優秀的傳統。自孔子以降，教育的核心從來就不是技巧，而是價值觀。人們通過接受教育獲得見識，養成氣度。一切不能實現“仁義禮智信”——這是古代中國的核心價值觀——的東西都被斥之為“奇技淫巧”。盡管這一點被認為是阻礙中國古代和近代科學技術發展的重要因素，但不可否認的是，對“仁義禮智信”的教育保證了中國傳統社會的超強穩定性和文化延續性。今天，我們似乎正在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圍繞著大一統的高考而進行的應試訓練正在把核心價值觀事實性地驅逐出教育的領地。學生背誦了大量條目，卻在考試之后忘得一干二凈。價值觀教育并未在他們的內心深處刻下痕跡；素質教育只訓練了學生的技巧，卻沒有相應培養起他們對藝術的熱愛和對美的追求。學生所參與的藝術活動既沒有對他們的靈魂塑造產生作用，也沒有使他們未來的人生變得更為豐滿。他只是機械性地完成了家長和學校要求他們必須完成的某項任務而已。還記得中央電視臺《對話》欄目里中美高中生的不同表現嗎？“當中國學生該展現出理想和精神的崇高的時候，他們要追逐金錢和權力；當中國學生該立足實際，腳踏實地解決問題的時候，他們又吟詩弄賦，在實際問題的外圍不著邊際地輕輕飄浮。”這樣的學生，也許高考分數很高，也許在才藝展現時光彩照人，但他們既缺乏遠大的理想和目標，又嚴重脫離實際，仿佛不食人間煙火一般。東漢末年，諸葛亮不出隆中已知天下三分；明亡之后，多爾袞日夜兼程與李自成主力決戰山海關，這種見識和膽識，也許是很難在今天的教育中再出現的了。
記得剛到舊金山的時候，朋友女兒所在的高中舉行慈善演出，邀請我們一家前去觀賞。演出的禮堂雖說有些歷史，卻又小又破，和國內中學的豪華禮堂相比，條件是不可同日而語了。我原來以為，美國高中的學生演出，一定是鬧哄哄和亂糟糟的，至少也會以搖滾樂為主——就像我們在電影里看到的那樣——但那天晚上歷時三個小時的演出，就是一首接一首的歌曲，或獨唱，或對唱，或小合唱，或大合唱，旋律簡單而優美，舒緩而溫情。許多學生穿著T恤衫和牛仔褲，站在臺上就開始唱歌，沒有多余的話語和動作。據說，整場演出全部由學生組織，觀眾都是家長，門票收入捐給非洲兒童用于購買食物。在那個美妙的夜晚，那些用心唱歌的學生目光純凈如水，我忽然間領悟到，也許素質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讓孩子們清澈的目光盡可能保留得更長久些吧。(作者系北京大學考試研究院院長 秦春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