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黑暗中的苦工，一個月陽光下的歡唱”。很多人因為中學課文《蟬》中詩一樣的描寫而知道了法布爾，知道了《昆蟲記》。在一般的印象中，法布爾是個昆蟲學家，《昆蟲記》是一部科普小品。這部享譽世界的名作曾經為法布爾贏得過諾貝爾獎候選人的榮譽，但卻不是因為其科學貢獻，而是由于其文學成就。

　　對于今天的讀者來說，如果某位作者能夠同時享有科學家和文學家的桂冠，無疑將被視為難得一見的“跨界”現象。如果有人向你介紹一位卓有成就的理論物理學家，同時宣布他也是一位名副其實的詩人，你一定會忍不住向他投去些許驚異的目光，或許還會在心里默默地感嘆，這人怎么會長了兩個腦子、擁有兩副心腸？而他本人在談論他的詩歌時，可能從不涉及他的物理學研究對象；當他在思索復雜艱深的物理學命題時，可能從來沒有興起過一絲詩情。

　　但《昆蟲記》與此不同，它是凝結了法布爾一生昆蟲學研究成果的著述，同時又是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在當時，將法布爾看作是一位文學家，似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法布爾傳記的作者勒格羅在書中引用了一封給他的私人信件，信中寫道：“法布爾確實是目前文學界最高尚、最貞潔的名人之一，是學識淵博的博物學家，是在現代含義上最出色的當之無愧的詩人。”這或許可以啟發我們，值得驚嘆的不是法布爾的“跨界”之舉，而是《昆蟲記》的“無界”之相——科學與文學之間，本來并非如今被看待的那樣涇渭分明。

　　據說在十八、十九世紀的法國，許多生物學家熱衷于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寫成文學式的著作。因為已經太過習慣于某種“二元對立”的思維定勢，我們今天的讀者或許不無困惑，科學與文學為何能在他們那里融洽地相處、合而為一？一般看來，文學是感性的、審美的，科學是理性的、思索的，分別由不同的大腦分區來管理。但同樣作為人的精神活動，其終極意義皆在于“人”，或者說在于人如何理解、如何面對自身以及所處的環境。正如十八世紀法國著名博物學家布封所言：“詩、歷史和哲學都有同樣的對象，并且是一個極偉大的對象，那就是人與自然。”

　　在記述每一種微小生命的生活細節時，法布爾從不吝于表達他的驚奇與感動。比如，在詳細描述了對蟋蟀發聲原理的觀察研究后，他感嘆道：“八月的夜晚，在那無比安寧的氛圍之中，我的確聽不出還有什么昆蟲的鳴唱，能有意大利蟋蟀的鳴唱那么優美清亮……我的蟋蟀啊，有你們陪伴，我反而能夠感受到生命在顫動；而我們塵世泥胎造物的靈魂，恰恰就是生命。正是為了這個緣故，我身靠迷迭香樊籬，僅僅向天鵝星座投去些許心不在焉的目光，而全副精神卻集中在你們的小夜曲上……”

　　他把昆蟲們看成“建筑工”“木工”“礦工”……看成是他的伙伴和熟識的朋友。他在觀察與實驗時的耐心、細致，他在這過程中享受到的無上樂趣，他對自然和生命持續一生的真摯熱情，使人情不自禁地要跟著他一起，由衷地贊美蟋蟀的鳴唱。

　　我們自然無法忽視科學與文學之間的巨大差異。況且，時至今日，學科自身的發展，已經讓諸如理論物理學這樣的前沿學科變得體系繁雜、艱深曲折，令一般人群難窺堂奧，和夜空下鳴唱的蟋蟀之類自然無法相提并論。

　　不過在一般人眼中，科學家與文學家之間那種天差地別、近乎“老死不相往來”的對比印象，或許僅僅是一種由教育制度、學科制度等原因造成的成見、誤解或者說錯覺罷了。對于真理的熱愛和追求，是科學發展的原動力，同時也可以是一種詩意的情懷——如果沒有成見的干擾，這不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