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軍控研究中心主任 郭曉兵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 楊晨曦

　　■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研究員 湯 蓓

　　二戰之后，美國的“生物軍事帝國”版圖不斷擴大。根據美國自己公布的數據，美國在全球30個國家控制了336個生物實驗室。這些實驗室是所謂“生物協同計劃”的一部分，隸屬于美國國防部下屬的國防威脅降低局，由五角大樓直接出資管控。

　　近年來，美國海外生物實驗室所在的國家和地區屢屢發生“意外病情”和衛生安全事故。近日，俄羅斯方面從美國在烏克蘭建立的生物實驗室起獲大量文件和數據資料，揭開了美國開展生物武器研究神秘面紗的一角。大量公開披露的資料顯示，美國是傳播瘟疫、仇恨、戰爭、禍根的“制毒師”。

　　美軍方在全世界設立數百個生物實驗室的真正意圖是什么？這些實驗室到底干了什么？美國在境內外設立的生物實驗室對當地和全球安全造成了哪些影響？未來，國際社會應如何應對美國在全球的生物軍事化行徑？圍繞這些問題，本報采訪了3位國際問題專家，一一為您解讀。

　　美軍方在全世界設立數百個生物實驗室的真正意圖是什么？

　　3月10日，俄羅斯國防部公布從烏克蘭生物實驗室人員那里獲取的文件，揭示了美國及其北約盟友在烏克蘭開展的生物武器研究，其中名為“UP-4”項目的目的是研究通過候鳥進行特別危險的感染傳播的可能性，包括對人類致死率高達50%的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以及紐卡斯爾病毒。俄羅斯國防部披露，有項目文件可以證實，該項目的高風險研究“都是在美國專家的直接監督指導下進行的”。

　　此外，俄方所獲取的材料顯示，美方還在烏克蘭開展了“能夠從蝙蝠傳播給人類的細菌和病毒等病原體”等多個項目，并自俄烏沖突爆發后，將140多個裝有蝙蝠體外寄生蟲的容器從哈爾科夫的生物實驗室轉移到國外；美方還在烏克蘭開展對炭疽病和非洲豬瘟致病菌的相關研究，有大量來自烏克蘭各地區、完全屬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樣本被轉移到國外；有關研究目的是為致命病毒病原體的隱蔽傳播建立機制。

　　俄羅斯生物學家彼得·丘馬科夫近日在接受俄羅斯《消息報》采訪時指出，美國在世界各地有很多秘密軍事實驗室。這些實驗室可以用于軍事目的的項目研究，還可以進行生物武器方面的研究。丘馬科夫指出，在美國人看來，在海外進行生物武器實驗要合理得多。首先，美國的民眾不會對相關實驗帶來的潛在威脅感到憤怒。其次，美國在海外的實驗室還能進行一些危險性更高的研究，因為即使發生某種泄漏，對美國的威脅也已降至了最低。

　　郭曉兵：美國在海外的生物實驗室布局具有以下特點：一是服務全球戰略，隨著軍事、政治勢力的拓展而布點。美軍的生物實驗室旨在通過前沿部署，服務美軍行動，制約對手；二是多部門協同，構建全球生物監測網絡；三是依托具有較強區域輻射能力的支點國家，經營地區生物安全網絡。

　　美國的海外生物實驗室早就飽受國際社會質疑。2008年，印度尼西亞曾指控雅加達的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從事間諜活動、生物武器研究和研發“新型疾病”，并要求該研究所撤出印度尼西亞。

　　楊晨曦：所謂生物軍事化，無外乎在軍事安全層面研究如何防御生物毒劑和利用生物毒劑進行攻擊。這兩者之間的界限非常模糊：研究如何防御，總要先制造出生物毒劑并進行模擬攻擊，即先要制造出生物武器。而生物武器是一種對人的生命健康可構成無差別、大范圍、長時間嚴重危害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國際社會所禁止，為人類文明所不容。所以，無論美方如何粉飾其全球生物實驗室的研究內容，其進行的生物軍事化活動，都必然是嚴重侵害基本人權、踐踏人類良知底線的惡劣行徑。

　　美國在海外設立的生物實驗室，具有分布數量多、針對性強、研究內容高度保密等特點。根據美方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締約國大會提交的數據，其在全球有336個實驗室，遠遠超出“防御”生物武器所需。這些實驗室又有很多位于獨聯體國家，根據生物遷徙的特性，其對美方認定的“戰略對手”的針對性不言而喻。美方對這些實驗室的用途三緘其口，堅拒國際核查，更令人對其疑竇叢生。

　　湯蓓：美國在其境內外設立的生物實驗室，最明顯的特點是機密性，只有美國軍方和少數科學家了解。

　　美國在海外設立生物實驗室的舉動，要和其對生物武器發展問題本身的態度聯系起來看。美國最早的生物武器計劃始于二戰后期。冷戰使得這些活動更加活躍，最典型的例子是在朝鮮戰爭期間，美國軍方允許科學家開發并使用任何生物武器。當然，這些行為在當時對美國民眾以及國際社會都是保密的。之后，美國生產并存儲了大量的生物武器。直到1969年，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放棄研發進攻性生物武器，僅出于防御目的進行研究，并開始銷毀國內的生物武器。1989年，美國國內還通過了《生物武器反恐法案》，規定任何美國人擁有、交易或者儲備可以用作武器的生物材料都是非法的。

　　“9·11事件”發生后，美國對受到生物恐怖主義攻擊的憂慮達到一個高峰，特別擔心其他國家擁有大規模殺傷性生物武器，其生物軍事活動日漸活躍。美國在海外建立生物實驗室并將其軍事化，一定程度上是為了規避其國內法律和政治審查。這意味著，美國從未真正放棄生物武器化的危險想法。雖然美國的官方態度是生物實驗室主要用于合作科研和全球疾病監測，但生物技術的兩面性決定了，這樣的行為依然可能被用于研發和制造生物武器。

　　美國在境內外設立的生物實驗室對當地以及全球安全造成了哪些影響？

　　資料顯示，早在1942年，美國陸軍便開始在其境內多個場所秘密開發生化武器，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便是德特里克堡(簡稱“德堡”)生物實驗室和達格威實驗基地。二戰結束后，美國聘用了731部隊頭目石井四郎等人作為德堡的生物武器顧問，還接手了731部隊的大量生物戰資料。20世紀50年代，德堡開始在美國本土用活人進行細菌試驗。達格威實驗基地則儲存并測試全世界最危險、最致命的生物和化學試劑。自建成運行以來數十年時間里，兩處設施屢屢發生事故，嚴重危害美國民眾的生命安全。

　　耐人尋味的是，今年2月21日，7名國際生物醫學領域科學家在國際知名學術網站“前沿”聯名發表文章，稱新冠病毒的一小段基因序列與美國制藥公司莫德納2016年2月申請的專利基因MSH3相同，該情況自然發生的概率僅為三萬億分之一。而該基因序列使新冠病毒具備強力的人傳人特性。

　　楊晨曦：近年來，美國生物實驗室事故多發，周邊疾病頻現，對當地和全球生物安全造成了嚴重損害。

　　一是頻繁造成嚴重的人類接觸致命微生物事故。《今日美國報》曾報道，自2003年以來，美國國內外生物實驗室發生了數百起此類事故。2018年，格魯吉亞前安全部長伊戈爾·格奧爾加澤通過媒體揭露，美國在其國內的盧加爾生物實驗室進行秘密人體試驗，導致許多參與者死亡。

　　二是其生物實驗室周邊時常出現不明原因的嚴重疾病和傷亡。2016年1月，在有美國生物實驗室的烏克蘭哈爾科夫，兩天內至少有20名軍人死于流感樣病毒，此后疫情擴散，截至當年3月，烏全境報告有364人死亡。2019年7月，美國德特里克堡生物實驗室因不明原因被短暫關停，幾乎同時，其周邊出現“電子煙肺炎”疫情，癥狀同后來的新冠肺炎高度相似。

　　三是非法跨境轉移生物毒劑。根據2015年的一次調查，美國達格威實驗基地所保存的活體炭疽桿菌樣本，通過聯邦快遞等快遞運營商，郵寄至美國和其他9個國家總計194間實驗室。2019年，韓國海關人員在釜山港第八碼頭等地發現，美軍未經任何申報程序，將多種武器級病毒細菌樣本送入韓國。

　　湯蓓：美國在海外設立的生物實驗室具有保密性，設施的安全性和所從事科學研究的類型往往不為公眾所了解，存在很大的安全隱患。

　　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生物實驗室如果管理不善，危險的病原體研究一旦發生泄漏，將對全球衛生安全構成嚴峻挑戰；二是美國在海外的一些生物實驗室，通常設立在與鄰國存在摩擦甚至沖突的地區。如果這些實驗室確實在從事生物武器的開發，顯然會進一步加劇一些國家的不安全感，加大沖突的風險。

　　郭曉兵：圍繞美國的生物實驗室，有很多撲朔迷離的謎團。例如，“9·11事件”后，美國發生炭疽攻擊案，調查指向了一位曾在德特里克堡工作的科學家，卻無果而終。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安全計劃，但其所謂的生物防御計劃可以發展生物武器及其運載技術。這令人憂心。

　　未來，國際社會應如何更好應對美國在海外的生物軍事化行徑？

　　美國始終堅拒加入《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機制，并于2001年以“生物領域不可核查”為由，單方面退出《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議定書談判。盡管多家美國著名智庫和許多美國學者多次發表文章，強調美國應加入該公約核查機制，塑造美國在禁止生物武器方面領導力，美國官方卻置若罔聞。

　　在美國境內，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被美國媒體稱為“美國政府進行最黑暗實驗的中心”。該基地曾發生多起安全事故，并在2019年7月被關停過。然而，面對國內外強烈關切和質疑，美國政府始終避而不談，不愿接受國際社會調查。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表示，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生物安全問題上，中方立場是一貫的。中方主張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包括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在內的一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堅決反對任何國家在任何情況下研發、擁有或使用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敦促尚未銷毀庫存化武的國家盡快完成銷毀。遵守《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是所有締約國的義務。我們呼吁盡早談判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機制，這將有助于提升全球生物安全水平。

　　湯蓓：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美國拒絕國際社會對其國內的生物實驗室進行調查，暴露出美國的傲慢和雙標。挑動對中國發起所謂溯源調查，美國一直非常積極，而且持有罪推定態度。但當國際規則需要適用于自己頭上、國際社會要求對美國的生物實驗室進行調查時，美國就回避躲閃。如果美國這些研究機構切實遵從了自身的法律規定、未進行國際公約禁止的研究，就應該坦蕩接受國際社會調查。

　　就全球而言，國際社會應充分認識到生物武器的危險性，推動《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落實，形成一套公開透明、普遍適用的核查機制。但從根本上說，保持對全球的軍事優勢、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催生了這些邪惡和不人道的生物武器計劃。

　　郭曉兵：《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是世界軍控和裁軍進程的重要成果，而建立多邊核查機制是確保公約落實和維護全球共同安全的重要途徑。關于《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議定書的談判，曾制訂長達210頁的文本，提出了申報、訪問、質疑、核查等措施。這些措施是可行的，也是得到多數國家支持的。但美方20余年來獨家反對建立公約多邊核查機制，給全球生物安全帶來了重大隱患。國際社會應共同敦促美方加入這一機制，朝著建設有效的多邊生物軍控核查機制努力。

　　楊晨曦：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延宕反復，更需要各國尤其是大國共同堅持新冠病毒全球溯源研究的科學性和公正性。國際社會嚴重關切美國德堡等生物實驗室的具體用途、研究內容，而美國堅決拒絕國際社會調查，是赤裸裸的雙標行徑，也是心虛的表現，其本質是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心理作祟，就是只能美國核查別國、決不允許別國調查美國。

　　生物軍事活動危險性極高、破壞性極強，極易給人類的生命健康乃至地球生物圈造成災難性后果。在生物安全問題上，人類命運休戚與共。國際社會應當共同努力，抵制一切生物軍事活動，共同維護全人類生物安全。

　　國際社會應重點做好以下幾件事：一是應共同倡導和踐行正確的新安全觀。各國尤其是大國需要以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方式，構建一個普遍安全的世界，在生物安全領域共同反對任何以威脅他國來謀求本國“絕對安全”的行為；二是應共同敦促美方盡快加入《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機制；三是應禁止其他國家以“防御”“合作”“支持”“援助”“資助”等旗號在本國境內開展或允許他國開展生物軍事活動。

　　本報記者 賈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