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記者 張哲 柳直 巴斯 王曉雄】美國為一己私利在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點燃戰火，而這場大火也讓美國在世界各地進行的秘密生物實驗活動在黑暗中若隱若現。雖然其一再聲稱，自己沒有研制生物武器，然而眾多事實表明，這一說法難以讓人信服。
生物武器一直是國際軍事和政治領域一個極為敏感的話題。美國先是推動各國達成《禁止生物武器公約》，之后又在20多年時間里獨家反對建立公約核查機制。隱藏在這種翻云覆雨立場背后的，是美國對國際國內現實的精細算計，是在其狹隘安全觀主導下試圖謀取全球霸權的又一惡劣行徑。
美國對核查說“不”
世界上公認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一共就3種，“老大”核武器、“老二”化學武器、“老三”生物武器。當全世界看到這“哥仨”都眉頭緊鎖的時候，美國卻“幸福感”爆棚。因為美國的核武器獨步天下，幾乎實現了“核武器自由”。在化學武器方面，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的話來說，“美國是迄今唯一一個仍然擁有化學武器的國家”。在各方面都“優秀”的美國，不可能在生物武器上“掛科”。它是到目前為止，唯一反對建立生物武器核查機制的國家。為什么反對呢？咱們慢慢道來。
作為國際生物軍控的基石，《禁止生物武器公約》于1972年開放簽署，1975年生效，擁有180多個締約國。這是國際社會第一個禁止一整類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國際公約，與《日內瓦議定書》、聯合國安理會第1540(2004)號決議等，共同構成了國際生物軍控體系的基本制度安排。
那么，問題來了。由于公約對締約國的遵守情況缺乏監督、核查和懲罰措施，所以各國普遍意識到，有必要制定一項包括核查機制在內的議定書。經過多年談判，形成了綜合各方立場，包含23條法律條款、7個附件和8個附錄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議定書草案。但是，2001年，公約締約國突然發現，多年的努力“白費了”。
當時，小布什政府明確表示，因核查議定書草案存在眾多問題和嚴重錯誤，所以美國拒絕接受。隨后，在歷次審議會上，美國都明確表示反對重啟相關談判。其實，美國是最初推動《禁止生物武器公約》達成的國家之一。中國軍控與裁軍協會生物組專家王小理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美國的生物武器政策受國際及國內政治、科技人文等多重因素影響，是一種基于精準算計的策略性取向、是基于現實主義的脆弱平衡。隨著時代的發展，特別是生物科技的變革，這種策略性取向和脆弱平衡很容易轉向、坍塌。
冷戰后“收割”蘇聯國家實驗室和科學家
美國之所以“拒絕核查”，有一個大的歷史背景，那就是冷戰結束后，美國以“防止生物恐怖威脅”等名義“收割”蘇聯國家的生物實驗室和專家。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沒有足夠的財力來實現核武器以及生化武器的銷毀。在參議員薩姆·納恩和理查德·盧格的推動下，美國國會1991年通過立法，之后開啟“減少威脅合作計劃”，用以銷毀蘇聯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并拆除相關設施。
這一計劃由美國國防減少威脅局負責，其中包括“減少生物威脅計劃”。在華盛頓的一再延長下，相關工作持續了約20年。美國《原子科學家公報》2008年報道稱，該計劃最初的重點是在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和烏克蘭實現無核化，之后將工作重點轉向應對生物威脅。
在后續的實施過程中，“減少生物威脅計劃”慢慢走了樣，并非所有存放危險病原體的蘇聯國家研究設施都被淘汰，其中很多實驗室都被美國升級改造。雖然這些實驗室設在美國之外，但俄羅斯近期曝光的證據卻顯示，很多實驗室是由華盛頓實際控制的。華盛頓還將這些海外實驗室的研究材料和成果轉移至美國。
在蘇聯解體后，成千上萬科學家失去工作。美國以防止生物武器專家因為生活困窘而前往“流氓國家”為由，建立民用研究和開發基金會(CRDF)，招攬相關科學家。公開資料顯示，美國國會1992年通過立法，之后于1995年成立CRDF，該基金會的公共支持機構包括美國國務院、國防部等，私人支持機構包括索羅斯基金會等。在成立之初，CRDF從美國國防部獲得500萬美元啟動資金，并得到喬治·索羅斯1000萬美元的捐贈。在最開始，該基金會每年的預算約為1000萬美元。2000年，美國時任總統克林頓表示，對CRDF的資金支持應從當年的6400萬美元增至1.765億美元。
重新審視生物武器的戰略價值后，美國出爾反爾
可能是隨著對生物武器研究的加深，以及自身生物研究能力的提高，美國于2001年，也就是冷戰結束10年后，明確表示反對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機制。對于持這一立場的原因，2002年，美國當時負責武器控制和國際安全事務的副國務卿約翰·博爾頓說，美國的理由有3個：首先，生物武器不可核查。不同于核武器，生物武器制造材料廣泛存在于自然界中，且生物研究具有雙重性，既可以用于和平目的，也可以用于戰爭目的，而研究的真實目的難以確定；其次，公約核查議定書草案可能損害美國國家安全，泄露企業商業機密；第三，草案可能會被有心之人利用，伊朗、伊拉克等國可能以公約締約國的身份，要求獲得有關生物研究的技術和設備，用于研制生物武器。
對于美國的說法，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軍控研究中心主任郭曉兵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生物軍控有其特殊性，但公約核查議定書草案提出的申報、訪問、核查等措施是可行的，也是得到多數國家支持的。郭曉兵認為，美國在生物領域似乎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例如，德特里克堡生物實驗室非常不透明，因此美國是否借防御性生物研究之名行研制生物武器之實不得而知。
王小理認為，美國出爾反爾，拒絕建立核查機制有更深層次原因。首先，美國將國內政治置于國際社會共同利益之前。無論是《禁止生物武器公約》，還是公約核查議定書草案，都是各締約國求同存異的產物，是國際利益最大化的結果，但美國國內多變的政治氣候顯然很容易打破這一脆弱平衡。其次，美國推動生物武器問題解決的動力機制發生改變。進入新世紀后，合成生物學、基因編輯等生物科技的發展，促使美國重新審視生物武器的戰略價值，簽署《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原初動力日漸減弱。相反，以防范生物恐怖威脅為名，美國生物防御預算急劇攀升。維護生物科技優勢和科技霸權，實現生物領域的絕對安全，一躍成為美國的重要戰略目標。再次，美國基于維護本國軍事和工業利益以及同盟利益，對要求有透明度和受國際法制約的生物武器軍控多邊協議持謹慎態度。加上美國生物制藥和生物技術產業對政府進行游說，美國離公約核查議定書談判桌越來越遠。
曾庇護納粹和日本戰犯的美國，“信譽欠費”
雖然美國總統拜登近期鄭重聲明，華盛頓在歐洲沒有生化武器，然而美國歷史上曾多次倒行逆施，導致其信譽破產。在二戰結束后，美國為獲得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的優勢，曾和日本達成秘密協議，為731部隊頭目石井四郎等提供庇護。石井四郎后來還當過美國德特里克營，也就是后來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實驗室的生物武器顧問。此外，二戰結束后，美國還將大批納粹科學家強行“招募”到美國，為美國服務。這些人中就包括第三帝國納粹生物武器計劃負責人庫爾特·布洛梅。
美國軍事人員在德特里克堡生物實驗室前站崗。
不管是“收割”蘇聯國家生物實驗室和專家，還是反對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機制，美國給出的理由都很冠冕堂皇。然而美國資助的多個生物實驗室，被爆曾進行致命的人體實驗。華盛頓海外生物實驗室的分布也與當地多起事故發生地高度重合。美國是世界上唯一擁有化學武器的國家，也是唯一反對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機制的國家。對海外生物實驗室所進行的研究，美國三緘其口。面對俄羅斯提出的證據，美國也只是想用一句“虛假信息”搪塞過去。正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所說，美國的回應難以交代，難以服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