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間，美國大有把國際社會中沒有與它們在烏克蘭問題上站一塊的國家五花大綁押上賊船的態勢。華盛頓的高官們輪番上陣，對包括中印在內的國家發出密集威脅。6日，美國副國務卿舍曼傲慢地宣稱，俄羅斯受到的制裁應該讓中國“很好地理解”，如果向莫斯科提供物質支持“可能面臨的后果”。同一天，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迪斯透露，美方已告訴印度，與莫斯科“更明確的戰略結盟”后果和影響將是“嚴重且長期的”。此前，美方官員已多次點名施壓印度，甚至暗示要制裁，美國總統拜登還批評印度在俄烏沖突中的反應“不牢靠”。

　　看來，烏克蘭危機也是一面照妖鏡，讓美國以脅迫手段為自己謀取霸權的本性暴露無遺：華盛頓先是以安全為誘餌綁架小國，讓其成為自己制衡、牽制大國的棋子；隨后它持續在地區刺激、挑動爭端，把棋子推向火坑，并借此恐嚇盟友，用所謂的價值觀搞道德綁架，讓盟友為自己的霸權埋單；再之后華盛頓進一步擴大范圍，使用各種手段逼迫世界其他國家選邊站，試圖以此壓垮對手，維護自己的霸權。

　　尤其諷刺的是，華盛頓近年來總是在各種場合指控中國搞“脅迫外交”，但烏克蘭問題恰恰顯示了，對別國大搞脅迫外交的一直是美國，試圖把并非當事方的一個個國家都拉下水，而自己坐享責任轉嫁、利益獨占的好處。

　　真實的情況是，“脅迫外交”這頂帽子就是為華盛頓量身定做的。就連“脅迫外交”這個詞，最早都是美國學者創造出來，用以概括上世紀70年代美國對老撾、古巴、越南的政策。冷戰結束后，從拉美到歐洲再到亞太，美國通過武力威脅、政治孤立、經濟制裁、技術封鎖等各種流氓方式，動輒恐嚇小國為美國國家利益服務，否則輕到制裁和孤立，重到顛覆政權，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脅迫外交”已經融入美國國家對外行為路徑之中，與霸權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多年來形成“組合拳”體系，充分配合美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強權邏輯。

　　一方面，“脅迫外交”帶有強烈的道德綁架和恫嚇意味。美國費盡心力獨占“民主”“自由”“人權”“主權”等詞語的解釋權，動輒給別的堅持獨立自主外交的非西方國家貼上各種標簽，并將它們打到所謂“普世價值”的對立面。那些在人類社會漫長歷史中積累起來的價值理想，成為美國肆意顛倒的沙漏，一會兒“人權高于主權”，一會又“主權高于人權”。

　　另一方面，“脅迫外交”又充滿赤裸裸的利益考量。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副秘書波波夫日前表示，美國一面迫使歐洲國家制裁俄羅斯，一面自己繼續進口俄羅斯石油，上周進口量環比增加43%，至每天10萬桶，美國企業也被允許進口俄羅斯礦物肥料。對歐洲而言，戰爭和制裁帶來的是難民潮、資金外流和能源短缺；對美國而言，戰爭和制裁卻讓美國得以在亂中牟利。

　　美國“脅迫外交”在造成大量受害者的同時，也不斷消解著美國的國家信譽。有數據顯示，二戰后美國因制裁導致外國民眾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了同時期所有戰爭死亡人數的總和。如今，越來越多的國家不愿意被強按著頭幫華盛頓數錢。因此人們看到，面對美方的威脅，印度總理莫迪表示，印度堅定地捍衛自己的利益，“沒有任何恐懼或壓力”；包括新加坡這樣的對美“友好國家”，也都在明確表達不選邊站隊的意愿。這些都是對美國“脅迫外交”的抵觸與反抗。

　　美國“脅迫外交”的寶貝越來越不靈了，其假道義、真霸權的面目日益被世人看清。歸根到底，恰恰是華盛頓“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它不可能一直威脅別國為美國“火中取栗”，更不可能通過恫嚇為美式霸權“延年益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