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以來，在全球化浪潮推動下，很多國家唯美國式社會文化和憲政民主馬首是瞻，形成了美西方占據政治經濟和軍事霸權的世界體系。追根溯源，美國的歷史、文化、思想濫觴于歐洲，繼受并集成了數千年西方文化當中的宗教傳統、希臘-羅馬政治傳統和“西方中心論”意識形態，其對外戰略的背后有著深刻的文化基因。
基因是生物學上基本遺傳因子的簡稱，是指將遺傳信息由上一代傳給下一代的載體，能夠決定生物的基本性狀。本文對美國文化基因中的宗教傳統與“救世”情結、希臘-羅馬傳統與霸權主義傾向、“擴張性”與“美國式”全球化進程進行梳理，以揭示美對外政策的深層次根源和行為邏輯。
美國文化基因中的宗教傳統與“救世”情結
眾所周知，西方社會特別是美國社會有著非常濃厚的基督教信仰氛圍，其三大分支——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均源于猶太宗教，猶太人創造的希伯來律法和以《圣經》為代表的神學思想構成的所謂“希伯來傳統”，不僅深刻影響著美國人的社會生活方式和文學藝術，而且擔當著美國主流哲學思想和政治意識形態的根本依據，是所謂美國倫理的“信仰本質”、美國法律的“高級法背景”和美國精神的“內在基石”。
基督教是一種救世情結濃厚的宗教。在《圣經》中，由于“神愛每一個人”，所以不愿失去他的任何一只羔羊；100只羔羊中丟失一只，上帝也要把它找尋回來。耶穌對他的弟子說：“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你們是世上的光”，你們的光應當“照在人前，讓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這種救世的使命感，使美國人的天性中有一種所謂“傳教士精神”或“救世情結”。1620年9月，“五月花號”輪船載著102名受到英國國內宗教壓迫的清教徒及其家屬，離開英國駛向北美大陸。這批拓殖者把新大陸視為上帝賜給人類的一塊“自然狀態”的試驗田。經過一百多年的努力，他們不僅生存了下來，而且獨立建國，摸索出相較于歐洲大陸更為“民主”“自由”的政府和社會組織方式。在“建國之父”們的眼中，美國是“將全世界引向正確的宗教和自由的燈塔”，是世界的“解放者”和“救星”。他們也因此相信自己擁有改變世界的權力和職責，將眾多古老的異域文明融入、歸化到西方民主自由理念之中，是美國領導的基督教世界的重任。
表面上看，美國社會十分強調多元主義、宗教自由、言論自由，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種、民族、種族和宗教信仰都能在紐約等大城市找到。但在處理對外關系時，其內心深處卻有著一種把美國的制度和文化變成普世制度和文化的沖動。當這種宗教的排他性和普世情緒在政客與部分人群中發展到極端狀態時，其國家行為就表現為一種對道德普遍主義的極力推崇，對自認為適用于一切社會的政治制度和超越歷史、民族、文化傳統的“普適價值”的強烈信奉。美國人這種將他們自認為“好”的制度文化“推己及人”的“救世”情結，深深扎根于基督教的“天命”意識。他們堅信“美國例外論”，即相信上帝與其有約，美國的價值觀、政治制度和歷史獨一無二且是全世界最好的，美國肩負著為“世界民主”作典范和領導地球上其他國家的特殊使命。正是這種對自身制度文化在道德觀上的“迷之自信”，使美國人將“自由民主”制度和觀念看作終極、普世的制度，是人類社會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價值原則。而基督教的“救世”情結，又讓他們把推廣這套“理想”的制度和價值觀作為自己責無旁貸的使命。于是，在全世界推行美式自由民主、用美國的模式改造世界，成為美國對外戰略的重要目標。
美國人以拯救者的心態，迫使其他國家選擇美式民主制度。在他們眼中，“自由具有巨大的威力，可以將所有暴政社會改造成自由社會；只有自由社會才可能實現民主，只有民主國家才可以維持和平；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應該將推行‘自由與民主’作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但他們從未停下來認真地問一問其他國家：它們是否需要這些東西。美國人確信，自己信奉的價值是最道德、最有效的，如果他們不堅持讓其他國家選擇以這些價值為指導的政治體制，那么在道義上就是不負責任的。這種“美式帝國主義”和“救世情結”相混合的思維方式，在將其價值和制度強加給其他社會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讓美國人獲得了宗教意義上的道德滿足。這種宗教狂熱情緒體現在對外戰略目標上，就是要在世界范圍內支持西方認可的“民主”政權，顛覆其反對的不同于西方政權體制的所謂“獨裁暴政”。由此，美國不斷強力要求世界其他國家效仿和跟隨美國的制度和價值觀，力求以此同化或消除國際社會中的“異己力量”；不斷孤立、制裁與其意識形態相左的國家，甚至不惜通過戰爭打擊、顛覆其他國家政權。
美國文化基因中的希臘-羅馬傳統與霸權主義
雖然歐洲的文明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古希臘城邦，但羅馬帝國在其滅亡之后一直被歐洲人視為權威、正統、強大、文明甚至是正義的象征。因此后世不斷有國家政權以羅馬自稱，或者自封為羅馬帝國的繼承者。比如在羅馬滅亡之后曾經短暫統一中歐地區的查理曼，就在公元800年被教皇加冕為“羅馬人的皇帝”。
德國法學家耶林曾說過，羅馬帝國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靠武力，第二次靠宗教，第三次靠法律。武力因羅馬帝國滅亡而消亡，宗教隨民眾思想覺悟的提高、科學的發展而縮小了影響，唯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為持久的征服。美國雖然建國時間只有兩百多年，但從建國伊始，美國人就在很多方面刻意模仿羅馬帝國。比如美國建國時的政治體制就深受啟蒙思想的影響，從羅馬政治體制里吸收了(元老院、執政官、保民官等)權力制衡的歷史經驗，同歐洲封建傳統完全割裂。在建設首都華盛頓包括美國國會大廈在內的很多地標建筑時也都大量采用古羅馬建筑樣式，而完全拋棄了歐式城堡與教堂式建筑，這也反映出美國建國者對古羅馬帝國榮光的向往。
應該說，羅馬帝國的歷史景象和政治傳統深刻影響了美國建國以來的政治思想和戰略選擇，美國一些主流的政治思想家從未以建國兩百多年來計量自己的帝國權力，而是言必稱羅馬帝國及其治下的世界秩序，以恢復甚至超過羅馬帝國的全球霸業為最終目標。公元前后，在西方當時已知的世界中，羅馬人不斷對外用兵，建立了以羅馬為首都的地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地中海竟然成為羅馬的內海。羅馬帝國不論武力、經濟還是文化，都對周邊“蠻族”有著巨大的影響力，號稱“羅馬治下的和平”。
與之相比，美式霸權主義有過之而無不及。1776年，北美13個殖民地宣布獨立時的面積僅有80萬平方公里；1783年，在打贏對英戰爭之后，美國領土擴張到230萬平方公里；1803年，乘著拿破侖在歐洲戰事之危與法國簽訂了《轉讓路易斯安那條約》，又新增260萬平方公里土地；其后通過美西戰爭、美墨戰爭以及《美俄轉讓阿拉斯加條約》等，美國連打帶買面積擴張到937萬平方公里；二戰之后，更是在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占領或托管一系列群島領土，在全球范圍內建立成百上千的軍事基地、研究基地。時至今日，美國的對外戰略仍然奉行基于實力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以“世界警察”自居，按政治文化傳統和資源利益分配標準，組建不同圈層的結盟關系，推廣美式民主自由，打壓各式各樣的反美力量，維護其世界范圍內的經濟軍事政治霸權。概括地講，以自由權利為核心的意識形態是美國霸權的主要思想基礎，資產階級民主制則是這套高度統一的價值觀的制度基礎；在對外行為中，它們則是以“美國優先”和“強權政治”“胡蘿卜加大棒”的形式表現出來。
美國文化基因中的“擴張性”與“美國式”全球化進程
文明是民族國家利益的綜合體現之一，也是國家利益的載體，它擺脫不了國際政治的游戲規則。在競爭激烈的國際舞臺上，許多國家都程度不同地以自己的文化觀念影響著國際關系。尤其是美國，長期把文化滲透作為其外交戰略的組成部分，對外推行文化擴張。這種“文化擴張”，是指將其傳統文化、宗教信仰、政治觀點、價值觀念等傳播給其他國家，以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美國的決策者歷來認為，美國的文化具有無堅不摧的力量，輸出美國的文化、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使美國的文化成為世界的“主流文化”，美國就能在任何時候比任何國家都要強大，就能在國際社會居于領導地位。
如果說在殖民主義時代，老牌帝國主義主要是用大炮征服世界、奴役弱小國家人民的話，那么二戰以來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式“文化帝國主義”則以經濟全球化為基礎、互聯網技術發展為主要推動力，通過經濟滲透和文化擴張，使其他國家政府與人民自覺服從超級大國霸權。在互聯網還沒有出現的時候，英語就已成為世界性的通用語言。互聯網的發展，更加強了英語的世界霸主地位，英語內容約占全球互聯網總體內容的90%以上，而其中最主要的信息制造者和傳播者就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他們通過網絡向受眾持續不斷地傳遞著以其超級大國政治、經濟、軍事力量為基礎的文化信息，并將其意識形態和價值理念潛移默化地根植在別國人民頭腦之中。久而久之，使受眾產生對美式價值觀及其文化的親近感和認同感，同時對本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產生動搖，這對于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來說無疑是十分危險的。
“導彈+經濟+文化=美國式的全球化”，這是美國圖謀稱霸世界的公式。美國借助其經濟、科技實力，運用貿易、投資、網絡等手段，進行文化擴張和滲透，謀求文化霸權，對別國文化安全造成威脅。進入21世紀，在信息網絡技術不斷迭代的賦能之下，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擴張”效果倍增。目前，美影視產品充斥世界，占據全球75%的市場，好萊塢年收入的50%來自國外，不僅為美攫取了巨額資本，同時，還成為其在全球推行其價值取向、生活方式、民主制度的重要渠道。通過文化滲透，美加緊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演變”，誘導發展中國家“西方化”，使之淪為美國文化的“殖民地”。美國新聞網幾乎覆蓋全球，僅幾家主要媒體信息發布量就相當于其他國家信息發布總量的100倍。美國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總數的5%，但是目前傳播于世界大部分地區80%以上的新聞，卻由美國等西方通訊社壟斷。美國通俗文化和消費文化無孔不入，連法德等老牌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也難以抵擋。
美式“文化帝國主義”就是要以美國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為藍本，在全世界推行美國式文化。不少國家的中產階層與歐美大眾文化存在高度親和，很大程度上出自對全球化資本主義所確立的經濟等級、收入階層秩序的認可。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曾狂妄地宣稱：“全球化體系中，美國是唯一居于統治地位的超級大國，所有國家都不同程度從屬于它，我們不是老虎，全球化才是老虎。但是我們最會騎老虎，我們之所以最會騎老虎，是因為是我們把它從虎崽子養成大老虎的。”顯而易見，當代美國文化帝國主義和全球輿論戰，通過對世界各國長期、復雜、廣泛的思想滲透，在全世界培養了一大批認同美國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接受美國在重大問題上的敘事邏輯、按照美國意愿行動的人。這才是導致在各種重大問題上，一些國家的人罔顧自己的個人利益和本國的國家利益，跟著美國起舞的根本原因。簡單來說，美國通過在全世界培養“精神美國人”，從而為美國實施各種內外政策培育、訓練一種“親美氛圍”，這從表面看是一種輿論戰，從深層看其實是一種認知戰和文化戰。
(作者：馮玉軍，系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當代政黨研究平臺研究員、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