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小女孩雅思娜在出生6個月時患上癲癇癥，病情最嚴重時甚至一天內發作近200次。2018年5月美國重啟對伊朗制裁后，伊朗難以進口緩解雅思娜病情的特效藥，她的病情因此急轉直下。雅思娜的父親漢薩德焦急又憤怒，他通過瑞士駐伊朗大使館對美國政府提起訴訟，并致信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等國際機構，為所有斷藥的伊朗患者發聲譴責美國的非人道制裁，以及美國針對伊朗的“醫療恐怖主義”。雅思娜的遭遇不是個例，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最近的一項分析預測，在伊朗疫情最嚴重時期，放松制裁可能挽救該國數千人的性命。
2022年5月18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單邊強制措施問題特別報告員埃琳娜·竇涵在伊朗首都德黑蘭舉行新聞發布會，詳細闡述了美國對伊朗發起的單邊制裁給伊朗社會造成的人道主義災難，指出美國的單邊制裁對伊朗的貧困人群、弱勢群體、病患等影響巨大。竇涵強調，美國不能通過制裁手段實現其政治目的和利益。
美國對伊朗的單邊制裁及其造成的人道主義災難，僅僅是其“借人權之名行霸權之實”的縮影。縱觀美國半個多世紀以來在國際人權事務上“五花八門”的霸權主義行徑，美國不僅持續破壞著國際人權的法治根基，而且直接制造了驚天駭世的人權災難，實為國際人權的“亂局者”。
美式人權霸權主義損招繁多的實現方式
自20世紀70年代起，美國以“人權衛士”“國際警察”自居，對不符合美式人權、美式民主標準的國家指手畫腳，甚至實施各種制裁或干涉。在國際社會中，美國將“人權”“民主”“自由”作為實現其政治目的和國家利益的工具，已是盡人皆知的事實，而其實現方式則是五花八門的霸權主義損招。
在國際人權事務中將人權政治化工具化，體現了美國霸權主義的功利性。將人權當作實現本國利益或政治目的的手段，是人權政治化的核心體現。美國無疑是將人權進行政治化操作的“戲精”。例如，美國罔顧事實，頻繁借“人權”之名，在新疆、香港等問題上干涉中國內政，實際上是為了遏制中國和維護其霸權地位。美國紐約大學歷史和國際關系學者詹姆斯·派克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政府內部主張遏制中國的一派一直認為，人權是針對中國的最后一個意識形態武器。
在國際人權事務中無視客觀事實，體現了美國霸權主義的專橫性。美國長期踐踏人權普遍性與多樣性相統一的客觀事實，向世界各國強行輸出單一的美式價值觀。例如，在民主政治權利方面，美國經常打著所謂“民主價值”的旗號，肆意干涉別國內政，甚至策動政權更迭。基于這樣的價值傲慢和制度傲慢，美國在世界各地肆意推行“全球民主運動”，任何一種非西方的政治制度都會遭受攻擊和打壓，相關國家也被貼上“不民主”“專制”等政治標簽。
在國際人權事務中實施單邊主義，體現了美國霸權主義的強權性。美國頻繁繞開聯合國，對其他國家實施單方面制裁，嚴重侵犯被制裁國的人權。最為典型的是美國對古巴長達60多年的封鎖，美國罔顧聯合國大會的多項決議，基于通過的禁運政策和《托里切利法》等國內法，構筑起針對古巴的全面封鎖體系，實施了現代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程度最嚴厲的系統性貿易禁運、經濟封鎖和金融制裁，給古巴人民的民生造成巨大損害。此外，美國還對白俄羅斯、敘利亞、津巴布韋、朝鮮等多國進行單方制裁。
在國際人權事務上奉行雙重標準，體現了美國霸權主義的虛偽性。美國在國際社會中長期奉行人權“例外論”，對其他國家的人權狀況指手畫腳，對本國的人權惡跡視而不見。今年4月，美國國務院發布所謂《2021年國別人權報告》，再次對世界近200個國家和地區的人權狀況橫加指責，對本國不斷惡化的人權狀況卻只字不提。美國每年例行性地發布充斥著雙重標準的國別人權報告，其虛偽性昭然若揭。《印度時報》評論道：“罔顧國內存在的一系列問題，美國用雙重標準看待他國人權狀況，它的故作姿態令人生厭。”
美式人權霸權主義嚴重破壞國際人權的法治基石
全球人權治理須建立在法治之上，其基石是以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等國際文書為代表的規范體系，以及以此為基礎的聯合國決議，這是確保全球人權治理實現規范有序、公平正義、民主平等的根本保障。但是，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在國際人權事務上的霸權主義行徑，則在持續損壞全球人權治理的善治根基。
第一，美式人權霸權主義嚴重損害主權平等、民族自決、普遍和平等聯合國的基本原則。主權平等是國際法的基石性原則，位居聯合國憲章七大基本原則之首。聯合國憲章第一條在規定聯合國的宗旨時指出，“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根據之友好關系，并采取其他適當辦法，以增強普遍和平”。而美國可謂是干涉別國內政最多的國家。相關數據顯示，僅在1992年至2017年的25年間，美國對外軍事干涉就多達188次，其中多數干涉是借“人權”“民主”等名義進行的，不僅侵犯了相關國家的國家主權和自決權，也持續威脅著世界和平。
第二，美式人權霸權主義嚴重破壞聯合國人權事務中的非政治化等核心原則。在國際人權事務中，非政治化原則既是執行原則，也是法治原則。聯合國明確主張人權的非政治化，要求在人權問題上采取普遍、客觀的態度，堅持多邊主義，促進對話協商，增強團結合作。聯合國大會第60/251號決議要求“在審議人權問題時要確保普遍性、客觀性和非選擇性，并要消除雙重標準和政治化”；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7/9號決議強調，“人權對話應具有建設性，并基于普遍性、不可分割性、客觀性、非選擇性、非政治化、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等原則”。然而，美國為了維護自身利益、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國際人權領域大搞人權政治化，嚴重侵蝕了全球人權治理賴以支撐的法治基礎。
第三，美式人權霸權主義直接侵蝕著國際人權法治體系的公信力。美國在國際人權事務中奉行“例外論”，堅持認為，美式人權和美式民主是絕對正確的標準，并不需要什么國際標準。進而，美國不是依據國際法體系來處理國際人權事務和評判國際人權問題，而是依據所謂的“美國標準”。美國還堅持雙重標準，對本國和“親美派”采用一套人權評價標準，對其他國家則采用另一套評價標準。美國長期堅持的“例外論”和雙重標準，無異于在向聯合國的國際人權法治體系“宣戰”，嚴重侵蝕了其權威性和公信力。
美式人權霸權主義制造系統性人道災難
全球人權治理須以建設性的方式，通過主權國家之間的平等對話來實現。美國在國際人權事務中實施的各類干涉和制裁，不僅沒有捍衛其所謂的人權、民主、自由等價值，反而直接制造了嚴重的人道災難，美式人權霸權主義的破壞屬性暴露無遺。
美國實施的各類武力干涉直接造成了大量平民傷亡。據統計，阿富汗戰爭造成超過4萬平民死亡，約1100萬人淪為難民；伊拉克戰爭造成超過20萬平民死亡，約250萬人淪為難民；敘利亞戰爭造成超過4萬平民死亡，660萬人逃離家園。美國發動的系列戰爭，成為地地道道的人權“墳場”。
美國實施的各類經濟制裁間接導致了大量人道災難。在今年4月初的一次聯合國大會上，古巴常駐聯合國代表佩德羅·路易斯·佩德羅索指出，美國對古巴實施長達60多年的封鎖，已經造成數十萬平民死亡，是針對整個國家的“種族滅絕行為”。美國對委內瑞拉的單邊制裁造成了該國嚴重的人權危機，國內經濟形勢的惡化迫使大量委內瑞拉人離開家園。根據聯合國統計，截至2018年底，委內瑞拉的移民與難民總數已達300萬人。
美國強行輸出美式民主釀造了多國動亂和世紀最大“難民潮”。美國不顧不同國家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異，向其他國家強行輸出美式民主，甚至策動政權更迭，導致多國持久動亂。21世紀之初，美國在中東地區推行“大中東民主計劃”，并在西亞、北非地區多國培養各類反政府力量，成為導致2010年爆發的“阿拉伯之春”的幕后推手。“阿拉伯之春”席卷多國，持續十余年，導致戰爭與動亂，直接催生了二戰后世界最大規模的“難民潮”，致使人道危機空前加劇。
霸權之下無人權。美國在國際上頻繁揮舞人權“大棒”，卻無視本國種種人權劣跡，無異于現實版的“皇帝新衣”，只會愈發令世人反感生厭。
(作者：劉明，系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南開大學基地研究員，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