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首輪部長級會議在美國洛杉磯舉行。據悉，這是IPEF自美國總統拜登5月在日本正式提出以來，首次舉行面對面部長級會議。
頗為尷尬的是，IPEF剛剛邁出第一步，便打了個趔趄。印媒報道稱，印度在會后宣布，由于尚看不到加入“印太經濟框架”能獲得什么好處，印度暫時退出該框架四大支柱之一貿易領域的談判。分析認為，參與該框架的各成員國存在利益和立場分歧，美國想借該框架編織針對中國的“包圍圈”注定是徒勞。
談判啟動遇挫折
9月8日至9日，IPEF首輪面對面部長級會議在洛杉磯舉行。外媒報道稱，本次會議標志著IPEF正式開啟實質性談判。
引發國際社會關注的是，根據會后發表的聲明，14個成員國中，只有13個加入IPEF全部四大支柱——貿易、供應鏈、綠色經濟和公平經濟的談判，而印度退出貿易支柱談判。
對此，印媒引述印度商業和工業部長戈亞爾的話表示，印度沒有加入貿易領域的談判，是因為利益的性質尚不清楚，“該框架的輪廓，特別是在環境、勞工、數字貿易和公共采購方面所需的任何承諾，各國尚未達成更廣泛共識。我們還沒有看到各國將（從貿易方面）獲得什么好處，以及在環境等方面的任何條件是否可能歧視發展中國家”。戈亞爾表示，印度將繼續以觀察員身份參與貿易談判。
2021年10月，拜登以視頻方式出席東亞峰會時，提出了IPEF的概念。之后，多名美國官員利用各種場合積極造勢。分析普遍認為，IPEF是美國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后，為加強與亞太國家經貿關系而采取的最新舉措，旨在抗衡中國不斷增加的地區影響力。
今年5月，拜登訪問日本期間，宣布正式啟動IPEF。美國、澳大利亞、印度、日本、韓國、新西蘭、新加坡、越南、印尼、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文萊13個國家成為初始成員。隨后，南太平洋島國斐濟也宣布加入IPEF。
按照美方給出的“游戲規則”，IPEF各成員國可以選擇參加所有四大支柱談判，也可以選擇不參加貿易支柱談判，而只參加其他三大支柱談判。
據悉，今年5月和7月，IPEF各成員國曾舉行兩次線上部長級會議，但具體細節并未披露。如今，經過4個月的“搭臺”，IPEF終于“登臺唱戲”。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和美國商務部在會前發布消息稱，本次面對面部長級會議的目標是就正式進入談判達成一致。
而讓美國失望的是，IPEF剛上路，就“折”了貿易支柱。分析人士認為，考慮到印度巨大的人口體量和蓬勃的經濟發展前景，印度宣布暫時退出貿易領域談判，意味著美國的印太經濟布局第一腳就踏空了。
吸引力遭懷疑
“印度以維護本國發展權為由，宣布暫時退出IPEF貿易領域談判，其立場具有一定代表性，參與IPEF的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有類似利益訴求。這些國家普遍擔心，美國在推動IPEF的同時，卻并不打算開放本國市場，也不對他國讓利，這種做法只會給發展中國家增加額外負擔。盡管其他成員國暫時加入貿易領域談判，但多持觀望態度。”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孫立鵬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分析稱。
積極推動IPEF“落地”的美國貿易代表戴琪此前表示，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并不打算將消除美國關稅壁壘當作IPEF框架會談的要點。美聯社報道稱，由于忌憚美國國內保護主義情緒等因素，IPEF沒有提供美國市場準入的優惠條款，在關稅方面也沒有做出承諾，其吸引力因此遭受懷疑。
分析普遍認為，美國這種行為無異于“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缺乏真正的合作誠意。美國學者指出，IPEF的實質是拜登政府在美國國內政治氛圍不再對“全球化”和“自由貿易”充滿熱情的背景下，希望推出一個框架，既能消除前任政府“美國優先”政策對印太地區貿易和商業規則產生的負面影響，又能收獲其他國家向美國開放市場、接受美國貿易規則及規則支配權等實惠。
“除了印度，其他成員國也與美國存在不少分歧。比如，此次部長級會議發表的聲明提到，要促進可信和安全的跨境數據的流動，推進包容性數字貿易。但在跨境數據流動方面，越南等部分東盟國家的相關法律法規與美國存在明顯差異，利益訴求并不一致。此外，東盟國家和斐濟固然希望美國通過IPEF，幫助它們推動國內基礎設施建設、發展清潔能源技術、促進經濟發展、提高就業等，但并不愿意看到美國在亞太地區與中國展開零和博弈。”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韋宗友向本報記者分析稱。
《日經亞洲》指出，除了印度不參與貿易領域談判外，IPEF目前還面臨其他難題。一些國家擔心，被要求在環境、人權、數據分發等方面采取美國那樣的嚴格規定。此外， IPEF成員國普遍高度依賴與中國的貿易。沒有中國的參與，與供應鏈和減碳相關的國際貿易框架將嚴重受限。美國想創建一個獨立于中國的經濟空間并不現實。
或成“半拉子”工程
據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透露，拜登政府希望IPEF所有相關支柱的談判在一年、最多18個月內結束，2023年11月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被視作IPEF協議敲定的“非正式最后期限”。
但基于目前形勢，分析普遍不看好IPEF的前景。
“美國提出建立相對松散的‘印太經濟框架’，本身就暴露出近年來美國絕對實力下降的現實。無論從市場規模來看，還是從GDP在全球所占份額來看，美國都沒有足夠能力去推進一項更具法律約束力的經濟協議或貿易協定。而這將導致具體談判過程中，IPEF面臨更多阻礙。”孫立鵬分析稱，美國想在現有能力范圍之內，以最小的成本在亞太地區重塑經濟霸權，但是IPEF存在一個根本問題，即“政治”掛帥、安全優先，經濟效益實際非常低下，這將嚴重影響其他成員國后續的參與意愿。
韋宗友也認為，考慮到美國國內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抬頭的大環境，以及前任民主黨政府推動TPP卻不了了之的前車之鑒，拜登政府對IPEF的期望值大大降低，其主要目的還是向亞太國家表明一個姿態，即美國在亞太地區有重大利益關切，將加大對該地區經濟發展的關注和投入。“但實際上，美國不可能在該地區有重大資金投入。其他成員國將逐漸看清，美國推出IPEF，聲稱要加強同所謂‘印太地區’的聯系，其實只是‘鏡中花’‘水中月’。”
“IPEF表面上是區域經濟合作倡議，實際上難以成為主導亞太地區的經濟制度安排，反而可能淪為制造分裂對抗的地緣政治工具。”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許利平指出，多方面因素將導致IPEF可能成為一個“半拉子”工程：一是IPEF的原則和標準由美國主導制定，體現了美國一貫的霸道做派，“菜單式”模式具有“強制消費”性質，成員國難以全盤接受；二是日、韓等發達經濟體收益與付出不成正比，難以承受與中國完全脫鉤的代價；三是東盟國家擔心東盟中心地位受到沖擊，對IPEF防范心理很重；四是美國信用嚴重下滑，美國是否履行承諾存在諸多不確定性；五是經濟問題政治化、武器化、意識形態化，與亞太合作的成功密碼相違背，注定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