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人因社會糾紛乃至家庭矛盾而被送入精神病院，“被精神病”威脅到個體安全，也因此成為社會關注熱點。“被精神病”何以能發生？

　　另一方面，數據顯示，我國70%的重度精神病患者得不到治療。他們成為家庭的沉重負擔，有些甚至危及家人、社會和自身安全。

　　專家認為，地方法規及現行法律設計存缺陷，無精神衛生方面的立法規范，長期經費投入不足等，都是精神病收治亂局存在的原因。

　　5月12日，南京市六合法院城東法庭，開庭審理楊某殺人案。被害者是楊某的嬸嬸。

　　事情發生在去年7月17日。楊某后來跟警方講，當晚他看電視節目《非誠勿擾》，看著看著渾身燥熱，覺得美女都在勾引他。有點“飄”，他覺得母親不是母親了，于是去看個究竟。吵鬧起來，母親嚇得往外跑，他拿起菜刀就追。

　　追到堂叔家門口，看到嬸嬸，他覺得嬸嬸是20歲的女子，覺得奇怪：“到底是鬼還是那24個美女？”接著毆打、刀砍，致嬸嬸死亡。

　　事發后，精神病司法鑒定顯示，楊某屬于短暫性精神障礙，作案時沒有刑事責任能力。此案尚未宣判。

　　調查發現，楊父也患有精神分裂癥。因家庭貧困，父子都沒醫治。

　　據有關媒體2010年4月的報道，中國約有70%的精神病人得不到治療。他們或被家人監護，或流落街頭，有的還危害自己及公共安全。

　　5月，與楊某殺嬸案形成對比的是，武漢“徐武事件”正在上演，“被精神病”成為輿論熱點。而一些上訪者稱被強送精神病院的事也時有發生。

　　“該治療的進不去，不該進去的卻被強制收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精神衛生立法研究者劉白駒認為，有此亂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立法滯后和相關法律存在缺陷。

　　社會救助不足

　　精神病人治療的一個現實是，家庭監護責任過重，社會救助嚴重不足

　　過去一年，國內發生了數起精神病人殺人案件。也發生了多起精神病人被殺事件，公開報道的就超10例，“兇手”多是他們的親人。

　　去年7月3日，吉林梨樹縣農民白小濤殺死了患精神病的妻子劉影。白小濤稱，劉影十多年來看病花費巨大但無好轉，病發時會拿刀砍人，還多次舉起兒子要摔死。

　　去年7月初，劉影又抓傷白小濤，還用菜刀剁死了鵝，嚇得女兒不敢回家。白小濤稱，去年7月3日半夜，劉影起來燒衣服，他一狠心從后面用繩子勒死了她。

　　“他們如果及早得到(入院)治療，或許能避免悲劇的發生。”北京地平線律師事務所深圳分所律師黃雪濤，通過對100多個案例和300多篇新聞報道分析，歸納出這些病人的共性是：家庭監護責任過重，社會救助嚴重不足。

　　精神病治療周期長、易復發，有些要終生服藥，對于許多家庭都是沉重的負擔。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各類精神病患者在1億人以上，其中重性精神病患者超過1600萬，70%得不到治療。

　　衛生部公布的全國注冊精神科醫師16383名，平均每10萬人擁有1.26名，全球平均數字是3.96名。據世衛組織研究數據，中國精神病發病率占所有疾病發病率總數的20%，是世界平均發病率的兩倍。

　　與高發病率、低治療率形成對比的是經費投入過少。據了解，在精神衛生防治體系完善的國家，精神衛生投入占衛生總投入比例約為20%，我國是1%。

　　在經濟發達的廣東，該省精神衛生研究所所長賈福軍2009年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廣東有精神病患者1500萬，其中150萬是重性，住院治療的人只占20%-30%。經測算，廣東要解決精神病患者看病問題，需在三至五年內投入30億，但每年投入只有1500萬。

　　長期無法可依

　　相關法律難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難以規定國家、政府在救助方面的責任和力度

　　黃雪濤認為，對家庭形成負擔的不僅是醫療費用，很多家庭都缺乏必要的醫護知識，也沒有充足時間。

　　據報道，江蘇泰州的朱家虎患病后花費八九萬治療沒效果，家里負擔不起繼續治療的費用，而朱家虎是個“武瘋子”，會惹事傷人，妻子于是將他鎖進了鐵籠。

　　劉白駒認為，對精神障礙患者的救助，需要家庭、社會、政府共同努力。

　　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參事馬力，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說，世界上有3/4的國家已有精神衛生立法，非洲一些欠發達國家59%也已立法。我國自1985年就啟動了相關立法工作，馬力多次參加調研。但因種種原因，精神衛生立法進展緩慢。

　　到2000年，衛生部、民政部、全國殘聯、全國婦聯又重新將此法草案提出來討論。

　　2007年，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人口衛生體育室主任宋森發文呼吁加快立法進程。他在文章中列舉，十屆全國人大期間，2004年有258位、2005年有131位、2006年有104位、2007年有219位全國人大代表，提出了關于精神衛生立法的議案。在醫藥衛生領域，與精神衛生相關議案的數量僅次于食品安全衛生法。

　　到2009年，精神衛生法征求意見稿終于出臺，并列入當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輿論曾預計“年內通過”。如今兩年已過，還無通過的跡象。

　　劉白駒說，從立法過程來看，精神衛生法26年難產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難以規定國家、政府在救助精神障礙患者方面的責任和力度。

　　他介紹，早期因國力不足，這個問題突出，但隨著經濟發展，這個問題已不是很大難題了。精神衛生法第三次征求意見稿明確了政府在精神衛生防治方面的責任，特別是明確對經濟困難的精神障礙患者的救助，“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已殺人者”的收治缺陷

　　政府“在必要的時候”實施強制醫療，但法律沒解釋什么是“必要的時候”

　　專家認為，對于精神病患者的收治，現行法律中的制度設計也有缺陷。

　　廣東化州市文樓鎮的劉亞林是一位精神分裂癥患者，至今已有三人命喪其手。2009年以前，他在老家先后將兩個老人殺害分尸，警方將其抓獲后，因其精神分裂癥又釋放。

　　精神衛生法主要是規范對精神障礙患者的治療和救助，同時也通過法定程序預防精神病人對社會造成危害，通俗地理解就是針對“還沒有犯罪的精神病人”。

　　像劉亞林這樣已觸犯刑法但又“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犯罪人”，該如何看管治療？刑法規定：“應當責令家屬或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在必要的時候，由政府強制醫療”。

　　劉白駒認為這種制度設計存有先天缺陷。政府只是“在必要的時候”實施強制醫療，而相關法律沒解釋什么是“必要的時候”，在實踐中執行結果相差很大。

　　這類精神病人一般病情比較嚴重，家屬或監護人很難看管。而囿于精力和財力，家屬或監護人也難長期承擔看管或住院醫療的責任。此外，法律也沒明確規定家屬或監護人不履行義務，應承擔什么責任。

　　據了解，劉亞林無配偶、子女，父親88歲母親79歲。他第一次殺人后，警方將其交由53歲的哥哥看管。2009年哥哥在?？趯⑺麃G下。當年9月6日，劉亞林在海口將一8歲的女童殺害碎尸。

　　這次，政府仍沒有對其實施強制醫療，?？诰接謱喠纸挥善湫?，要求寫下保證書嚴加看管。

　　劉白駒認為對具有殺人、傷害、放火、強奸等嚴重危害行為的精神病人，應一律由政府強制醫療，而不是含糊其辭的“必要的時候”。他建議刑法對此做相應修改。

　　“非自愿”被濫用

　　因“非自愿住院治療”被濫用，近年來頻繁發生“被精神病”的事件

　　缺乏精神衛生法，非自愿住院治療無法可依，難以避免“被精神病”的情況發生。

　　劉白駒說，精神障礙治療應遵循自愿原則。當然也不是絕對的，在特別情況下，可以實施非自愿住院治療，這是各國精神衛生法的共同態度。但必須依法進行。精神衛生法應當明確規定標準、程序和社會監督、司法救濟。

　　近年來，法學界和社會上許多人士也發出同樣的呼吁。

　　根據我國立法法，對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的事項，只能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

　　但國內精神醫學界有另一種觀點，認為有些精神病患者，已經喪失認知能力，聽任本人拒絕住院，可能貽誤治療。對他們實行“非自愿住院治療”，是醫學問題。

　　劉白駒說，目前我國實際存在的“非自愿住院治療”缺乏法律依據。全國而言，主要依據是衛生部在2001年11月23日發出的《關于加強對精神病院管理的通知》的一個附件《精神病人入院收治指征》。該指征列舉了五類，其中第二類是“拒絕接受治療或門診治療困難者。”劉白駒認為這是荒唐的，一個正常人如果被強行送去住院治療，他當然要拒絕。

　　律師黃雪濤說，近年來頻繁出現的“被精神病”案例，都是因為“非自愿住院治療”被濫用了。

　　精神病院常說的有些精神病人沒有行為能力，不能自主決定是否住院治療的觀點，黃雪濤指出，我國立法實際已經為行為能力的判斷規定了法定程序。民事訴訟法就規定：認定精神病人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的案件，須由精神病人的近親屬或者其他利害關系人提出書面申請，由法院經審理后裁定。但在精神病人的收治中，精神科醫生卻僭越了法律，成為決定一個人有無行為能力的主體。

　　由于這樣的爭論不止，精神衛生法也遲遲難以出臺。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委員馬力參與了精神衛生法立法調研工作，接受本報采訪時說，這既有部門間的協調，也有各利益集團間的博弈。

　　記者從相關途徑獲悉，第三次征求意見稿已于去年12月開始征求意見。今年3月10日，吳邦國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中提到精神衛生法已列入今年立法計劃。

　　■對話

　　精神衛生法有望確立司法救濟

　　專家稱被送治人或監護人若對強制住院治療有異議，可向法院起訴

　　【對話人物】

　　劉白駒，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研究員、精神衛生立法研究者，曾發表《精神障礙與犯罪》、《性犯罪：精神病理與控制》等專著。自2003年以來，提交了十多項關于精神衛生立法和相關問題的政協提案，并對近年的幾個精神衛生法征求意見稿提出過修改建議和意見。

　　使用“強制住院治療”

　　新京報：目前一些被“精神病”的案例都是因為“非自愿”被濫用引起，什么情況下可以對精神障礙患者實施“非自愿住院治療”？

　　劉白駒：在精神衛生法范疇里“非自愿住院治療”被分成兩類。

　　對可能即將發生危害社會和他人行為的患者強制實施的住院治療，叫保安性非自愿住院治療。

　　對病癥危及自身生命健康，生活不能自理的患者，如果本人不愿意治療，出于人道主義也可以對其施以強制住院治療，這叫救護性非自愿住院治療。

　　新京報：我國尚未建立保安性非自愿住院治療制度，制訂中的精神衛生法，有可能建立嗎？

　　劉白駒：目前了解到的信息是有可能。不過不會用“保安性”這個名稱，可能使用“強制住院治療”的概念。

　　新京報：這與你說的“保安性”一樣嗎？

　　劉白駒：從幾個征求意見稿來看，與我說的有些差異，與西方國家的精神衛生法也有所不同。

　　新京報：有哪些不同？

　　劉白駒：第一，它不僅針對“可能發生危害行為”的患者，也針對正在發生或已發生危害行為的患者，甚至似乎是主要針對后者。而“保安性”應該針對前者。

　　第二，在針對“可能發生危害”行為的住院治療問題上，征求意見稿更強調監護人或近親屬的義務。只有在“已經發生”后，并且在監護人或近親屬不履行相關義務時，公安機關才走上前臺。而我認為，在防止“可能發生”方面，公安機關應承擔更大責任。

　　新京報：關于“保安性”的規定，應該注意什么？

　　劉白駒：為防止這種制度被不當利用，其適用標準和程序必須非常嚴格。尤其是要規定司法監督、救濟程序。

　　新京報：據你了解，其他國家是怎么規定的？

　　劉白駒：各國做法不盡相同。英國、法國規定已被強制住院的患者，有權向法院申訴解除。美國的一些州則規定在開始決定強制住院時就應經過法庭聽證。

　　新京報：我國正制訂中的精神衛生法，對“強制住院治療”會有相應的司法救濟規定嗎？

　　劉白駒：征求意見稿不僅規定了復診程序，而且規定了司法救濟程序。

　　新京報：司法救濟在什么環節可以啟動？

　　劉白駒：被送治人或其監護人如果對強制住院治療有異議，可以隨時向法院起訴。

　　地方條例難保權益

　　新京報：全國有上海、北京等6個地方制定了地方精神衛生條例，它們對救護性非自愿住院治療是怎么規定的？

　　劉白駒：地方條例大多將住院分三類：自愿住院、醫學保護性住院和強制住院。但沒使用“救護性非自愿”的概念，而是將其暗含于“醫學保護性住院”之中。

　　新京報：能否舉例說明？

　　劉白駒：例如某地規定，診斷患有重性精神疾病的患者，診斷醫師應當提出醫學保護性住院的建議，由患者監護人或者近親屬辦理住院手續。

　　字面上沒提到自愿或非自愿。實際上包括了“非自愿”。

　　新京報：地方規定暗含了非自愿？

　　劉白駒：地方條例的實際意思，重性精神障礙患者無辨認能力，由監護人、近親屬代為行使決定權，由此辦理住院等于“自愿”，不屬于對人身自由的限制。

　　根據這些規定，即使患者拒絕，但如醫生認為需要，只要監護人或近親屬辦理手續，就可實施。對患者而言，其實是非自愿。

　　新京報：后果會是什么？

　　劉白駒：缺乏有效制約和監督。精神病院的“權力”很大，家庭的“權力”也很大。一旦精神病院把關不嚴，或與某一方家庭成員串通，甚至會造成精神正常者遭非法拘禁的后果。

　　而如果有人“被精神病”，但“條例”不承認其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他就無法主張和維護權利，也難以追究有關方面侵權責任。

　　這種做法不應以任何形式在我國精神衛生法上得到延續。

　　非自愿是否屬限制自由？

　　新京報：那么，正在制訂中的精神衛生法，對于“救護性非自愿住院治療”會有什么樣的規定？

　　劉白駒：實際上，我們說立法的焦點是非自愿住院治療，主要就是指“救護性非自愿住院治療”。目前看，爭議不小，懸而未決。

　　新京報：為什么會這樣？

　　劉白駒：雖然“救護性”和“保安性”都構成對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甚至剝奪，但“保安性”主要基于對社會利益的保護，其決定可能有公權力(例如公安機關)介入。“救護性”的主要基于對患者的醫療救護，由近親屬、監護人與醫療機構共同實施。

　　長期以來，我國精神醫療界認為“救護性”的是單純的醫學問題，不涉及法律意義上的人身自由問題，無須執行法律上關于保護人身自由的原則和規定。

　　但法學界的一般觀點則相反，認為“救護性”也是強制性的，構成對人身自由的限制甚至剝奪，而且可能被濫用，必須由法律規范，必須有司法干預。

　　新京報：住院治療畢竟是專業性很強的問題，外界如何監督？

　　劉白駒：醫學專業問題當然主要應由精神醫學專家來判斷。社會、司法對救護性非自愿住院治療的監督，主要針對的是其適用的程序。（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