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為解缺水之患，在南水北調工程推進的同時，陜西省也在力推“引漢濟渭”工程，即在陜西漢中市洋縣境內漢江源頭引漢江水，過秦嶺，進關中地區，融入黃河最大支流渭河，以解西安、寶雞、咸陽、渭南四大重點城市以及興平、華陰等13個中小城市的工業、生活用水的大量缺口。

　　去年10月以來，由于長江流域秋冬春夏四季連旱，長江最大的支流漢江已喊渴多時。盡管干旱重災區湖南湖北有多地因為新近連續幾場強降雨已由旱轉澇，但湖北西北部地區依然渴極待哺。

　　作為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水源地的丹江口水庫，從4月初起，也空前地在死水位下持續“裸奔”了兩個多月。

　　6月初，中國級別最高的兩位領導人胡錦濤和溫家寶，在湖北考察旱情之時，先后登上了丹江口大壩。

　　大壩攔的是“貢水”。按規劃，2014年起，丹江口水庫每年將有近1/4的清水，逶迤北上1200多公里，惠澤沿線京、津、冀、豫地區。這不容許有半點閃失。

　　但針對大旱會否給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帶來不利影響，人們展開了爭論。

　　有人已開始擔憂，因為南水北調工程大規模調水、地方爭相搶水，加上流域密集的水電站截水發電，漢江很可能因為超負荷運轉而陷入水質變差、水源不足的早衰局面。

　　為了避免漢江在不久的將來成為“旱江”，相關專家呼吁，要“系統、全面、協調”地對漢江流域進行規劃。

　　“烤”驗漢江

　　自去年秋末以來，湖北降雨持續偏少，半年多的時間里，全省大部分地區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少至少五成，打破近60年的氣象紀錄。

　　其中，位于湖北西北部的丹江口半年多的降水量，較歷史平均值偏少了六成。丹江口水務局的統計顯示，在今年干旱高峰期，丹江口市境內51條長達5公里以上的河流基本處于斷流狀態。全市超過半數的小型水庫，跌入死水位以下。

　　素有“中國水塔”之稱的丹江口水庫亦無法幸免。今年4月4日以來，丹江口水庫水位開始低于139米的死水位；5月16-18日，水位一度降至134.7米，比歷史最低水位還低近0.5米。漢江河床出現大面積裸露，部分淺水地區水面甚至長出了水華。

　　為緩解漢江、長江中下游不斷加劇的旱情，5月29日往后的一周，在已經低于死水位的情況下，丹江口水庫將下泄流量從調度前的500立方米/秒，提高到了800立方米/秒。這令庫區沿岸農業雪上加霜。

　　6月13-14日，丹江口下起淅瀝的小雨。丹江口水務局副局長張炳均提供的數據顯示，全市降雨量最大的地方也僅18毫米。雖然旱情有所緩解，但全市依然有近6萬人飲水困難，糧經作物受旱62萬畝。

　　張炳均說，這些雨量很快就蒸發了，要基本緩解旱情，降雨量至少35毫米。

　　6月14日，張炳均告訴記者，往年這時入庫水量會達到3000立方米/秒以上，水位也會達到149米左右，并開始為防汛做準備；但今年水庫的水位一直在135米左右搖擺。

　　早在2010年初中國西南大旱時，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水力學所總工及災害與環境研究中心總工劉樹坤就針對南水北調工程提出，應該對影響水利調度的水文資料進行重新修訂，對干旱的出現頻率、可能性進行重新評估。

　　“旱澇這種極端氣候現象在哪一年出現是偶然，但出現這種干旱現象是必然的。過去是用類似于多少年一遇這樣的辦法統計出來，這幾年連續發生干旱，要趕快修訂計算方法，重新評估這種極端氣候發生的幾率，而且這些資料都應算入水文資料里進行重新統計。南北方水資源如何進行調度，需要很好的規劃。”劉樹坤說。

　　無償“獻血”

　　旱期向下游放水；南水北調中線工程落成后，還要向北方調水，被譽為“小太平洋”的丹江口水庫除了移民問題外，似乎與丹江口本地沒什么關系。

　　中國的水資源在空間分布上，存在嚴重失衡問題，被認為是“南澇北旱”。統計表明，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占了全國水資源總量的八成，而北方僅區區一成。

　　1952年10月，毛澤東在聽取黃河水利委員會原主任王化云的工作匯報時，放出話來：“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點水來也是可以的。”

　　這一個“借”字，發酵成了如今的南水北調工程。

　　2002年，這個工程最終在中國版圖上畫出了東、中、西三條線。其中西線因諸多原因引發眾多反對聲音，上馬與否仍是未知數；東線深受水質污染困擾，治污艱巨。饑渴的京津冀豫各地，遂把希望托付中線工程—從水質從不曾低于二類的漢江調水。

　　1958年始建的丹江口水利樞紐工程地屬湖北十堰，橫跨于漢江、丹江交匯處下游800米處，南水北調中線水源即始于此。

　　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從丹江口水庫引水，路經長江流域與淮河流域的分水嶺方城埡口，沿唐白河流域和黃淮海平原西部邊緣開挖渠道，在河南省鄭州附近通過隧道穿過黃河，沿京廣鐵路西側北上，流到北京、天津。輸水干渠長達1200多公里。按照計劃，2014年汛期過后，丹江口水庫正式向南水北調中線供水，首期年供水量為95億立方米，二期年供水量達130億立方米。

　　國務院南水北調建設委員會辦公室披露的數字表明，丹江口大壩以上地表水源總量為388億立方米，扣除每年23億立方米左右的耗水量，水庫年入庫水總量為365億立方米。這意味著，湖北首期就得取出丹江口1/4的入庫水量，向京津“進貢”。

　　不僅如此，陜西循著水味也跟著盯上了漢江。

　　作為漢江發源地，陜西“貢獻”了丹江口水庫超過2/3的入庫水量。雖位列北方缺水大省，但陜西本身不在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受水地之列。

　　為解缺水之患，在南水北調工程推進的同時，陜西省也在力推“引漢濟渭”工程，即在陜西漢中市洋縣境內漢江源頭引漢江水，過秦嶺，進關中地區，融入黃河最大支流渭河，以解西安、寶雞、咸陽、渭南四大重點城市以及興平、華陰等13個中小城市的工業、生活用水的大量缺口。

　　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本已致漢江下泄水量減少，陜西省又調走上游部分漢江水，這讓位于漢江中下游且嚴重依賴漢江的湖北陷入恐慌，對陜西頻頻提出異議。

　　2009年，陜西省副省長洪峰帶領該省水利廳和“引漢濟渭工程建設協調領導小組”相關負責人，赴武漢與長江委、湖北水利廳進行首次溝通，以期獲得對引漢濟渭工程的支持。

　　一番討價還價之后，陜西以退為進，將“引漢濟渭”工程目標改為：2020年調水5億立方米，2025年增至10億立方米，2030年調水量達到最終調水規模15億立方米。

　　如此，從2030年起，漢江將每年向南水北調中線和“引漢濟渭”兩大調水工程“獻血”145億立方米，占漢江上游水資源總量近40%。

　　面對這一“嚴重失血”的水資源外流趨勢，位于漢江中游的湖北省第二大城市襄樊自不甘坐以待斃，也加入了搶水大戰。2007年底，襄樊市開始醞釀從丹江口水庫直接挖一條58公里長的“引丹大渠”至老河口和樊城解決漢江“獻血”后的渴水問題。該工程被命名為“引丹入樊”，設計日供水能力86萬立方米，年引水量約3億立方米。

　　動脈“補血”

　　湖北境內的漢江流域，面積超過15萬平方公里，是湖北最為富庶的地帶，區域內人均收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十幾個百分點。南水北調中線和“引漢濟渭”兩大工程啟動后，深受影響的湖北開始尋求“補血”源。它的目標鎖定了長江。

　　2002年，湖北出具了《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漢江中下游環境影響評價報告》，內稱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如果不考慮中下游治理，對漢江中下游生態環境將產生不利的“四減少，四降低，四增加”：漢江流量減少，水位降低，水資源利用成本增加；環境容量減少，水體稀釋自凈能力降低，控制污染的難度增加；航運條件好的中水歷時大幅度減少，航運保證率降低，航運成本增加；合適的魚類越冬場、肥育場所面積減少，水溫降低，不適合魚類生存的因素增加。

　　為緩解上游的“大失血”，湖北進而提出了應與調水工程同步實施的針對漢江中下游的四項補償工程，其中之一正是“引江濟漢”。

　　“引江濟漢”，即調引長江水，彌補中線調水后漢江中下游水量。具體方案是從長江荊州附近調水，經人工渠道于潛江興隆注入漢江下游。渠道全長約67公里，將是中國現代最大的一條人工運河，年平均輸水37億立方米，其中31億立方米補漢江，6億立方米補東荊河，改善漢江興隆段下游270余公里區域的生態、灌溉、供水、航運用水條件。

　　2010年3月26日，湖北得償夙愿，“引江濟漢”工程動工。

　　除了“引江濟漢”，湖北省快馬加鞭，還提出上馬一項暫命名為“引江補漢”的工程，以進一步對沖巨量調水的沖擊。這項工程初定方案為從湖北境內的三峽水庫蓄水區巴東縣神農溪引水，經多級提水、穿越巨型隧道引至漢江上游支流堵河，再匯入丹江口水庫。據媒體報道，由長江水利委員會編制的“引江補漢”工程規劃任務書，已在2010年7月上報水利部；預計引水量也由原來的60億立方米提至100億立方米，與南水北調中線首期調水量基本持平。

　　若“引江補漢”順利上馬，將與“引江濟漢”共同成為向漢江動脈補血的兩條重要輸血管。

　　“肝腸寸斷”

　　在中國現當代的水電開發熱潮中，江河就像一個個大蛋糕，每個地方都想切上一塊。漢江流域堪稱典型，漢江1000多公里的干流上，目前已建和在建的水電站就達15座，平均每座電站相隔不足100公里。在漢江支流堵河的源頭，1-2立方/秒的小水溝也修起了小水電站。

　　有人因此打趣，在地圖上，這條長江最大的支流將變成一串“冰糖葫蘆”。

　　長江委早在1993年就看到了開發水電的契機，提出可在湖北境內漢江干流進行九級梯級開發。隨后，丹江口水庫下游30公里處王甫洲水電站開工，并于1999年竣工。

　　2002年底，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動工后，時任水利部部長的汪恕誠來到湖北，主動提出漢江中下游梯級開發方案，要求將漢江中下游建設成為現代水利示范流域。汪恕誠在2005年亦稱，借著南水北調這個機會，可以搞一個漢江開發計劃，類似多瑙河或是美國田納西的開發規劃，它將成為湖北省經濟發展的一個新的增長點。

　　田納西工程，是美國上世紀30年代針對田納西河流域啟動的綜合開發工程。在聯邦政府下成立的田納西流域管理局，通過在干支流上建起9個梯級共計54座水庫，使得原本災害頻發、生態退化的這一流域得以起飛，并成為工農業較為發達的中等發達地區。

　　借“南水北調”之東風，這些平時不易立項的水電站，最終拿到了國家層面的通行證。目前，湖北設計的九級漢江大壩中，除華家灣因與興隆水利樞紐在地點上過于接近，被國家相關部門否決外，孤山、丹江口、王甫洲、新集、崔家營、雅口、碾盤山、興隆8座水電站都在建或已建成。

　　水電站帶來的是防洪、發電、灌溉等綜合的巨大效益。臥攬漢江上游干流的陜西也絲毫不曾落后。陜西省也早從1997年開始，在漢江上游干流上興建了黃金峽、石泉、喜河、安康、旬陽、蜀河、白河7座水電站。

　　被廣為忽略的一點是，田納西與漢江的區別在于不存在跨流域調水問題。而且，田納西長達1450公里的干流上也僅有九個梯級開發，間距較長。漢江目前的開發程度，已大大高于田納西河。

　　漢江流域支流的開發程度甚至比干流更加密集，據保守統計，漢江干支流上大大小小的水電站總數超過900座。

　　十堰市博物館“南水北調”展廳里，有一塊“十堰市水資源分布及利用”的沙盤，上面密密麻麻地標記了十堰市200多個已建和規劃中的水電站項目。該市下屬房縣、竹山、竹溪、鄖西等小水電站更是遍地開花，層層攔蓄干支流河水。同樣，2006年6月的統計數據亦顯示，陜西安康所在的漢江支流已建成小水電站近400個。

　　長江委水資源保護局原局長翁立達等專家曾就此情況向媒體表達過他們的憂慮：目前漢江上游在建、規劃的水電項目普遍缺乏流域綜合規劃，基本上是全流域超負荷梯級開發。無節制修建水庫蓄水極易引發漢江兩岸的山體滑坡，對本來就稀疏的地表植被造成破壞，同時引發水質、泥沙和地質災害等問題，甚至會損害丹江口水庫的使用壽命，對南水北調中線工程調水造成影響。

　　專家們不是杞人憂天。由于未考慮生態因素，漢江水電開發過去已有深刻教訓：上世紀70年代初興建的陜西石泉電站，由于破壞了周圍環境，造成水土流失入庫，而興建時未考慮沖沙設施，目前已被淤塞近億立方米；1979年完工的石門水庫運行僅20多年，水庫超過1/3的庫容已被淤積；2003年八九月間，漢江中上游普降暴雨，陜南、鄂西北等地漢江干支流水庫先是惜水發電，超容蓄水，后見來水洶涌，便先后加大泄洪，致使水逼安康、十堰，漢江沿岸大量公路、民居被毀，直接損失過億元。

　　期待一個全流域規劃

　　6月4日上午，在丹江口水庫壩頂，前來考察的溫家寶總理提出，南水北調工程是中央決策的重大工程，必須建設好，但有四個重大問題應該全面考慮：一是水質問題，要保證一泓清水到北京，這既涉及庫區周邊水環境，也涉及南水北調沿途輸送環境；二是移民問題，要保障移民得到妥善安置和長期穩定就業；三是漢江水環境容量問題，要密切關注漢江水環境的變化，防止水體富營養化；四是水資源利用和保護生態環境的關系。

　　但在中國科學院測量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環境與災害研究室主任杜耘博士看來，目前的漢江流域水資源開發利用，無異于“拆東墻補西墻”。

　　“水是戰略資源，水資源怎么分配是個大問題。以后水資源肯定會進一步短缺，如果沒有一個很好的、預先的協調機制，你搶我也搶，以后不知道會出什么樣的亂子。”杜耘如是說。

　　由于各行政地各自為政，漢江的規劃同樣分散且無序。比如，水源歸南水北調中線水源有限責任公司，漢江下游治理歸湖北省南水北調管理局，此外渠道、航運、環保等也是各歸各口、地方歸地方。

　　在杜耘看來，漢江流域應該有一個全面、系統、公開的規劃。

　　“據說漢江流域已經做了一個全流域規劃，是長江委做的，但目前我還未看到。像這樣的一個規劃，因為牽涉到社會經濟、生態環境湖泊、農田生產、城市發展各個方面，應由多個部門共同參與。若僅由一個部門來規劃，可能會因涉及局部利益，或因視野問題、站的角度不同，從而不自覺地出現偏頗。”杜耘說。

　　杜耘認為，在漢江流域的開發和管理上，中國可以效法歐洲，“通過中央政府和地方聯動，建立類似于萊茵河的管理委員會，大家一起來商量、平衡”。它應由一個更高層次的部門來統籌，組織社會各界參與，甚至包括民間人士和民間組織在內。

　　萊茵河流經瑞士、德國、法國、盧森堡、荷蘭等9個歐洲國家，是沿途幾個國家的飲用水源。曾經號稱“歐洲下水道”、“歐洲公共廁所”的萊茵河，現在卻是公認的世界上管理得最好、人與河流關系處理得最成功的一條河。這源自萊茵河流域各國的有效協調合作。

　　萊茵河由萊茵河保護委員會管理，委員會主席由各成員國的部長輪流擔任。而保護委員會的秘書長總是荷蘭人。因為荷蘭是最下游的國家，在河水污染的問題上，荷蘭人最有發言權，最能夠站在公正客觀的立場上說話，對于治理污染也最有責任心和緊迫感。

　　萊茵河保護委員會是一個民間組織，從來沒有制定法律的權力，工作人員僅僅12人。萊茵河保護委員會中的觀察員機構把自來水、礦泉水公司和食品制造企業等“水敏感企業”都組織進來成為水質污染的報警員。例如，荷蘭一家葡萄酒廠突然發現，他們取自萊茵河的水中出現了一種從未有過的化學物質，酒廠立刻把情況反映到委員會。委員會下設有分布在各國的8個監測站，迅速檢查出來，這種物質是法國一家葡萄園噴灑的農藥流入了萊茵河。很快，這家葡萄園就賠償了損失。

　　類似的生態補償機制對于漢江流域來說，也是勢在必行。

　　杜耘說：“跨流域調水畢竟是‘犧牲了我的利益來保證你的利益’，因此對于水源地應該從經濟上、生態保護上進行補償。”

　　“此外，在全流域規劃的前提下，我們現在最需要算清楚幾筆賬，然后再來分配這個水資源。比如陜西這一塊，經濟發展、工農業發展需要多少水，需要從漢江調多少水，應該從大方向上算清楚。協調好以后，比如我超額用水，就要花錢買，或者進行生態補償。建立起這樣一種靠資本或靠經濟來撬動的機制，或許更有利些，單單靠行政命令是不行的。”

　　另外，杜耘一直呼吁建立起一個漢江流域生態環境的長期動態監測網絡。

　　“對于漢江流域的生態問題，我們還缺少足夠的認識。調水之后，漢江就成為一個生態敏感區，是需要重點保護的地區，值得我們去投入做這個事情。所以應該長期對水文變化、區域環境影響、山區、濕地、自然保護區、物種等全面地進行動態監測，現在水環境有一些監測，但是對整個生態環境的全覆蓋監測還沒有進行，僅靠一些科研項目定期去取樣分析還是不夠的。”杜耘說，“長江流域就已經建立起了對物種、水土流失、地下水、土地利用等各方面的監測，漢江流域也應該盡快開展這樣的監測研究，并且這種監測研究應該由不同行業、不同部門來共同承擔，才能保證這個數據的公正性，更公正、更可信些。”（時代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