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名人的楊錦麟，只是事件中的社會符號。實際上，網民的批評是政府本身執法不連貫、不經常造成的后果。”解志勇說。

　　他舉例，與“楊錦麟發微博、副市長親自道歉”類似的事件，包括一名日本人在武漢丟了自行車，全城警察出動幫助尋找的事情。

　　“這些事件集中說明，我國真正的依法行政還沒有完全形成。行政機關執法有選擇性，注意力只集中在引發社會熱點、影響大的人物或事件，這體現了濃厚的人治特色。”

　　解志勇指出，長遠來看，行政機關的選擇性執法傾向和習慣，非常不利于常態法治社會的建設。“法治社會的基本特征是，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但現在，事件的社會影響大不大，成了執法的判斷符號。這是行政機關對法治社會的破壞。”

　　“這就導致，老百姓有了問題，‘不找法院找媒體’。很多人寧愿不去走法定的途徑解決，而想方設法搞成轟動的熱點事件，靠賺眼球獲得問題的解決。這背離了法治社會的精神，對公民素質的養成也是不利的。”

　　“社會轉型期”的困境

　　在副市長道歉后，楊錦麟又透露了一個細節：下車時，司機從后頭追了上來，將他遺落在車里的手機交還給他。“人都可能是多重性多樣性的，司機循不受制度約束的游戲規則行事，固然可惡，但他也有良善的一面！瑕不掩瑜，留條活路吧！”

　　這也引發了眾多網民對其“忘恩負義”、“恩將仇報”的罵聲。

　　網民“無涯行者1984”說：“你傷害了一個歸還你手機的好人，有可能他以后再也不會做這種事了。這就是現實版的農夫和蛇，必須見一次鄙視一次。”

　　“但道德和法律是兩回事，不應把兩件事混淆。”楊錦麟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我對司機送還手機是感謝的。但誰都不能因為道德多高尚，就可以違法不受處罰。”

　　“黑車違法，依照法規，該受多少罰就是多少，誰都沒有任何權利干預司法過程。但我有權利表達，呼吁合法合規處理。”楊錦麟說。

　　11月23日，杭州市運管部門公布，根據《杭州市客運出租汽車管理條例》第30條第4項之規定，違規議價搭載楊錦麟的司機楊文濤“不按規定使用計價器”，受到罰款1000元并處暫扣服務資格證15天的行政處罰；并被責令退還多收的94元車費。

　　同時，楊文濤拾金不昧，主動歸還乘客遺忘的手機，依照出租汽車駕駛員IC卡記分考核辦法，予以了加分獎勵。

　　學者認為，楊錦麟事件表明雖然“網絡微博時代”新媒體發達，公民意識還有待健全。

　　“法律素養是公民素質的一個方面，并非任何現象都能歸結于社會轉型期，但這一事件確實反映了公民的法制意識、規則意識缺乏。”解志勇說，“在社會急劇轉型的時期，老百姓還沒有建立起法治社會、公民社會應有的心理狀態。”

　　楊錦麟也表達了對微博群體的隱憂。“在急劇變化的中國，社會基本的心理還不是太健康，真假、善惡的標準都漸趨于模糊。網絡社會成為民間不同情緒的宣泄口，這是社會常態。微博的暴力化傾向，不利于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

　　他個人也表示以此為鑒。“在這個自媒體盛行的時代，無論是不是意見領袖，每個人都要珍惜自己的話語平臺擁有的影響力，包括我自己在內。”

　　解志勇說，公民素質不健全，也是政府不注意引導民眾法治認識的結果。“在法治的環境下，政府是有權必有責的。”

　　他認為，行政機關應該在兩方面發揮更積極的作用：“行政機關對自身，需要貫徹依法行政的法治精神；對老百姓，也要培育現代公民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