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上學期，關凱元被分在文科重點班，班主任規定早上必須7點10分到校，而其他班級的規定是7點30分。

　　關凱元認為，校規里沒有7點10分必須到校這一條，班主任不能做這樣的規定。他住的離學校并不遠，但他故意每天7點30分踩著上課鈴聲進教室。當時班里規定，三次遲到算一次曠課，那個學期，關凱元被計了幾十次“曠課”，最終他被叫到政教處，通知：下學期從重點文科換到普通班，并在全校幾千人大會通報批評。

　　關凱元感到委屈，自己并沒有真的遲到或曠課，僅是為了對抗不合理的班規，而且，因為所謂的“遲到”原因，將他從重點班換到普通班，卻沒有給他一個個申辯、質證的機會。

　　“這是強權。”如今回想起來，關凱元脫口而出。

　　他說，他當時就想過要維權，不過高考在即，他選擇了屈服，還為此每月寫一篇思想匯報，連續寫了整整一年。

　　有段時間，他很悲觀，不跟任何人說話，“覺得這個世界沒有講理的地方”。上大學后，他一度沉溺于網絡游戲，德州撲克玩到了600多萬籌碼，《英雄殺》到了20級——這是被封為“大神”的成績。

　　但大學里自由、獨立的氛圍也讓他漸漸找回了自我。關凱元說，對他影響最大的兩個人是哲學家薩特和作家魯迅。薩特的絕對自由主義，是他的追求;魯迅敢于并勇于斗爭的精神，讓他“心有戚戚焉”。

　　“是你們太不認真”

　　從關凱元所在的涿州校區，到起訴孔慶東所需的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往返200多公里路程。關凱元早上6點起床，先花20塊錢打黑車到汽車站，又坐了1個小時長途汽車，到北京市六里橋后，再轉乘公交前往。

　　這樣的路他跑了三次才完成了立案材料遞交。第一次材料不全，第二次是訴狀有錯別字，直到第三次，才算完整地遞交了立案材料。

　　關凱元回憶，立案時一位中年女副庭長接待了他，并告訴他，“法院對于名譽權案件很重視”。

　　但一切進行得并不順利。

　　曾有一位法官聯系他，說對方否認辱罵事實，希望調解解決，關凱元不同意，這位法官說：“你們年輕人，太認真，太愛較真。”

　　“是你們太不認真!”關凱元回答。

　　最后這位法官直接掛了電話。

　　2012年9月，關凱元進入大學三年級，從涿州校區搬到了北京校區，此時，距遞交立案材料已過去3個月有余，但案子仍遲遲未立。

　　關凱元再次前往海淀區法院紀檢組投訴，未果;他便直接去找了海淀法院院長，“案子材料遞上去那么久了，也不說立案，也不說不立，這樣拖著符合法律程序嗎?”

　　院長請他回去，并答應“會協調”。

　　2012年10月底，關凱元就接到了立案通知，11月22日，法院寄來了開庭傳票。但關凱元并沒有太過興奮，他覺得，立案已如此艱難，要勝訴更加“心里沒底”。

　　事實上，在起訴起訴孔慶東的同時，關凱元還在與一家諾基亞手機銷售商“死磕”著。

　　關凱元花1090元買了一部諾基亞手機，在回學校的路上不小心摔了一下，屏幕就花了。關凱元記得，曾在央視上看過諾基亞的一個廣告，里面把諾基亞手機經摔作為一大特點來宣傳，但他的手機摔了一下，就無法正常顯示，說明：要么是手機質量有問題，要么是虛假宣傳。

　　關凱元先是把銷售商告上法院，事前銷售商愿意賠款解決，他不接受，開了兩次庭后，他突然發現弄錯了起訴對象，應該起訴生產商，于是第三次沒有出庭，法院便視同撤訴。

　　“他總是想突破現有的規則，試圖建立自己的規則。”關凱元的好友景昊說，“他現在還在醞釀起訴諾基亞，想打一場國際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