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克服上述兩方面的問題，我們這次研究首先對“國外”這一定語進行了細分，選取了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經濟文化背景不同的15個國家和我國香港、臺灣地區，詳細研究這些國家和地區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研究中，我們不僅關注各項法律法規情況，更關注制度產生的歷史背景、實際運行狀況、實際效果、遇到的問題以及配套制度等，力圖對這一制度有一個立體的全景式的觀察與認識。

　　中國青年報：17個國家和地區研究下來，您有什么總體印象？

　　房寧：首先是一個誤解得到了澄清。長期以來，我們的輿論認為，干部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是一個發現腐敗問題的有效機制，是威力巨大的反腐利器。但在研究了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情況后你會發現，人家的確規定了官員要申報甚至公示財產，可是在申報與公示后卻并不核實，發現腐敗也就無從談起了。

　　實際情況是，國外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并非作為腐敗問題的發現機制而存在。建立這一制度，目的是為了構建公職人員的征信體系，讓公職人員以申報與公示財產的方式，來顯示自己的道德責任感，表明清正廉潔以及愿意接受監督的態度。

　　中國青年報：既然都建立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為什么不去一一核實呢？

　　房寧：這可能有兩方面的考慮。首先是成本問題。公職人員是一個龐大的群體，一一核實財產會帶來巨大的行政成本，尤其是對一些財產信息管理落后的國家，核實這么大一群人的財產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更重要的，這還牽涉到對公職人員有罪推定與無罪推定的問題。如果去核實所有公職人員的財產申報信息，在法理上就等于說是推定這些人有問題，這相當于普遍懷疑整個公務員隊伍，相信許多政府都不會也不愿這樣做。

　　不建立有效的社會經濟活動監控體系，官員財產申報沒有意義

　　中國青年報：你們書中有個很有意思的悖論——俄羅斯、越南、印尼等國家，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都顯得很完備，但腐敗問題卻很嚴重，相比之下，英美等發達國家在這一制度上并不是特別詳細周全，腐敗問題卻輕得多。這怎么解釋？

　　房寧：這個悖論的確存在。拿美國和菲律賓這兩個國家舉例。美國關于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的法律規定并不是特別細致，主要就是一部《政府道德法案》。而菲律賓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看上去非常完備、嚴謹，從1960年開始就不停地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即便有看似完備的制度與嚴格的執行，菲律賓依然是世界上腐敗問題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制度完備的國家反腐效果不好，制度看上去不太細致的國家卻比較清廉，這個現象說明，觀察反腐問題，不能只局限于公職人員的財產申報與公示本身。我們在研究中發現，各國社會經濟的基礎管理水平，決定著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的實際效果。

　　在歐美等發達國家，政府對全社會的經濟活動有著非常嚴密的全流程監控，在嚴格的痕跡管理體系之下，幾乎每個社會成員的財務、稅收以及相關金融活動，都會有詳細的統計和完整的記錄，而且信息比較準確。由于對整體社會成員有嚴密的監管，再針對社會成員中的某一群體如官員進行監管就容易多了。相比之下，在菲律賓、越南、俄羅斯等國，雖然制度看上去很完備，但是由于對社會經濟基礎活動的監控水平不行，官員財產公開與否、公開多少意義都不大，因為政府很難掌握實際情況，更別說通過財產申報與公示來發現、查處腐敗了。

　　中國青年報：這一現象對我國有什么啟示？

　　房寧：簡單來說，就是建立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一定不能急于求成，而是要循序漸進，從基礎的配套制度做起，建立有效的社會經濟活動監控體系。否則，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即使建立也沒有什么實際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