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遏制房價過快上漲，10月以來我國已有二十幾個一、二、三線城市陸續出臺了樓市調控政策，包括上調首付款比例、分區調控、穩定市場交易秩序等措施，更有城市此次的舉措被稱作“史上最嚴調控措施”。
近日，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聯合問卷網對2001名18～35歲青年群體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83.6％的受訪青年均被“房子”問題所困擾，58.0％的受訪青年直言一線城市的房價對他而言“遙不可及”。更有71.8％的受訪者直言身邊因房價而放棄在大城市發展的年輕人多。
83.6％受訪青年被“房子”問題困擾
已經進入工作第二個年頭的朱靜最近很煩惱。讀研究生時起，她就一直身在北京，眼看著這幾年房價一直漲，“就怕再不買以后更買不起了。家里開始計劃著買房，但父母這些年來的積蓄還不夠這邊一套小房子的首付款，還要再賣一套老家的房子，才勉強夠”。朱靜說，父母供自己讀書，如今都畢業了，仍不能回報家人，甚至還要將他們的積蓄花光，她感到非常慚愧。
朱靜這種情況不是個例。用上一輩人的大部分甚至所有積蓄，或是賣掉老家的房產來填補大城市購房資金的情況，在青年中并不少見。
在北京工作的南方姑娘廖然（化名）最近考慮在北京買房，父母為此也在張羅賣房籌錢，“但大城市房價漲得太快了，小城市的房子又不搶手，我估計等我們把房子賣了，這邊光漲的價格已經超出了賣房所得”。
碩士研究生畢業的張沐（化名）在北京金融行業工作，被人羨慕有一份“掙錢”工作的她，同樣也被“房子”困擾，“如果想在這里扎根生活，房子是必要的。前幾天我和媽媽也算了下家里的存款，但想到購房后的月付房貸、年限，以及要成為幾十年‘房奴’的未來，讓我打消了這個念頭”。
調查顯示，無論是租房還是買房，83.6％的受訪青年都在為房子的問題而困擾，僅16.4％的受訪青年沒有。對于一線城市房價的接受程度，58.0％的受訪青年覺得“遙不可及”，27.6％的受訪青年表示“勉強夠得著”，11.0％的受訪青年是處于“段位剛剛匹配”的情況，僅1.4％的受訪青年認為“綽綽有余”，還有2.0％的受訪青年表示“不好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張翼介紹，學術界認為，在中國當前的環境下，房子的還貸年限在15～20年，是人們承受的合理期限。在年齡逐漸變老的過程中，勞動者的工資與收入會發生波動，收入的相對值也會下降。考慮到自己的教育、子女的教育、以及當前的其他消費等，他認為，每月還貸數額在整體收入的1/3及以內，是在當前的消費結構與支出結構下一個合理的、符合預期的、具有可持續性質的結構。“現在實體經濟收益不高甚至沒有盈利——傳導到人均收入上，就不可能增長。今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就跑輸了GDP的增速。在這種情況下，房價漲得太快，就不可能得到需求側的支持，這是不可持續的，也很難讓中等收入群體接受”。
71.4％受訪青年直言房價會影響他們在一個城市定居的選擇
當被問及畢業去向時，北京某211高校研究生王朝（化名）斬釘截鐵地說要回老家，“我家在浙江，雖然發展程度不比北京，但也很不錯。而且這里房價太高、生活壓力大，生活品質不能保證。考慮到個人職業發展和生存狀態，回家對我來說都是最好的選擇”。
一個城市的房價會對年輕人定居城市的選擇造成影響嗎？高達71.4％的受訪青年直言會，僅15.6％的受訪青年表示不會。
廖然坦言，她曾考慮過去深圳發展，“離家近，發展好。而且是我本科就讀城市，有不少同學，也不會孤單。”但這一想法很快就“被現實打敗”，“深圳的房價漲得實在是太快了，我現在過去面臨的問題會很大”。
張沐則表示，雖然一線大城市房價過高，但不能掩蓋它的優點，“這里有更尖端的技術、更廣的發展平臺、更前端的視野，帶給年輕人更多鍛煉和成長的機會。買不起房的人是大多數，這是個普遍現象，總有解決辦法的，所謂‘船到橋頭自然直’，走一步看一步吧”。
調查中，71.8％的受訪青年感覺，身邊因“房價”問題而放棄在大城市發展的年輕人多，其中19.8％的受訪青年表示“非常多”。認為情況“一般”和“不多”的分別僅占22.4％和5.7％。僅1.0％的受訪青年表示“幾乎沒有”。
調查中，83.5％的受訪青年明確表示，如果一個城市在住房上對青年友好，年輕人會更加愿意到這樣的城市定居。
談到房價對年輕人的影響，張翼認為，不會出現大規模回遷，“可能性不大。資源、資金都在向大城市、超大城市、特大城市轉移的現象并沒有改變，資金投入和基本公共投入均集中在此，這使得收益機會和發展機會集中在此。所以，城市越大，就業機會越多，收入也相對較高，這會吸引年輕人的。比如北京的污染這樣厲害，但流動青年仍然集中于此，不是說這里的就業環境多好，而且其他地方的就業環境更需要優化”。
但他同時也表示，大城市房價的飆升，其實是把風險轉嫁到了剛需的青年身上，前期的炒房資金撤退了，有些接盤的是被市場捉弄得焦躁的剛需，他們拼了身家的財產才夠首付，背上了沉重的按揭，這是非常不合理的，“他們大部分資金都用于還款，轉化不成消費資金，會讓青年群體的消費長期不足，生活質量下降。而且一定程度上阻礙社會流動，加深階層固化”。
天津財經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現代經濟學研究中心副主任叢屹接受本報采訪時曾指出，在當下，房地產市場不是一個簡單的商品市場，而是一個資產價格市場。尤其在實體經濟投資缺乏吸引力的背景下，人們更傾向于拿房地產進行短期炒作獲得收益。
談到此次大波的房市調控政策出臺，張翼認為主要目的是打擊炒房行為，逼退炒房資金。“但炒房資金的操作類似于‘游擊戰’，如果房價上漲速度快于實體經濟的利潤增速，資金就不可能脫虛入實，還會尋找各種途徑進入房市。政府如果要通過管控逼退炒房資金，最終的辦法或者唯一長遠的辦法就是恢復實體經濟的增速”。
張翼認為，縱觀社會發展進程，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再從工業社會到后工業社會，每一次重大的社會轉型，都會蘊含風險。因此，政府在戰略選擇時，應穩健管控，而不是搖擺不定。“像支持什么不支持什么、都要在風險評估的基礎上，厘清政府、市場與社會的關系而予以明確指導。近期的目標就是使房價的上漲速度慢于實體經濟的賺錢速度，給企業與就業者以信心，給社會以信心，管控好社會的心理預期”。他表示，“如果房價的上漲速度在6%以上，那么資金就難以脫離‘炒房’，就進入不到實體經濟。另一個就是培養新的經濟增長點，讓實體經濟賺錢效應發揮出來，就目前來看還需要一定的時間”。
受訪青年中，18~24歲的占14.6％，25~29歲的占45.3％，30~35歲的占40.1％。居住地在北上廣深的占35.9％，其他一線城市的占17.9％，二線城市的占30.5％，三四線城市的占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