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梅春才：比丘林為何反對“中華文明西來說”？
中新社莫斯科4月17日電 題：比丘林為何反對“中華文明西來說”？
作者 梅春才 吉林師范大學東北亞研究所所長、教授
縱觀中俄關系發展史，俄羅斯漢學家在傳播中國文化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為促進與加強中俄交往作出了重大貢獻。尼基塔·雅科夫列維奇·比丘林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劃時代的漢學家。他是俄羅斯中國學和東方學的奠基人，被稱為“俄羅斯漢學之父”。
比丘林肖像1777年8月29日，比丘林出生于喀山省切博克薩雷區(現楚瓦什共和國切博克薩雷區)的阿庫列沃村，1779年隨全家遷至比丘林村，并由此獲得比丘林姓氏。其父雅科夫·丹尼洛夫在當地最早的東正教堂任普通神職人員。在家人的影響下，比丘林自9歲起進入喀山神學院求學，并以勤奮好學著稱。1799年從喀山神學院畢業后，以修道士留校教授法語，取法號亞金甫，兼任喀山涅夫斯基修道院修士司祭。比丘林于1801年任喀山約阿諾夫斯基修道院院長，1802年成為修士大司祭，任伊爾庫茨克主升天修道院傳教士學校住持。1807年，比丘林任俄國東正教駐北京第九屆傳教士團團長，自1808年1月抵達北京至1821年回國，在中國長達13年。他先后編纂多部雙語和多語辭典、漢語語法，編譯大量經籍與文獻，研究中國及毗鄰地區的社會、歷史狀況。
從18世紀初開始，比丘林的漢學活動持續了半個世紀，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初到中國，他即傾力學習漢、滿、蒙語，拉丁文、希臘文、法文的知識使他很快掌握了漢語。日常生活中，他穿著中國傳統服飾，走大街訪小巷拜訪客人，了解中國的真實情況。
1816年11月，比丘林給東正教事務總局寫了一封長信，批評在北京100多年的俄羅斯東正教傳教團并沒有給科學研究和國家帶來任何好處。他指出，從中文或蒙文翻譯過來的書籍質量很差，并有一些資料不可靠。
比丘林一生撰寫和翻譯的作品總數超過100部，此外還發表了許多文章。在北京期間，他撰寫和翻譯的著作即達17本。直到1853年在圣彼得堡亞歷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去世，比丘林一直致力于中國學和東方學的研究，其墓碑上刻有“無時勤勞垂光史冊”8個漢字。
比丘林對中國的研究范圍非常廣泛，覆蓋了中國語言、歷史、地理、民族、政治、經濟、軍事及風俗習慣等各個方面。因成就卓著，比丘林于1828年當選為俄國科學院東方文學和古文物通訊院士。他的學術活動，開辟了全面研究中國文化的先河。他在研究中始終堅持以中國史料為本的原則，確立了“俄國漢學”獨樹一幟的科學地位，其研究成果和著述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利用中國的重要典籍，比丘林對中國進行了細致而深入的研究。他反對歐洲當時流行的“中國文明西來說”，堅持“中國文明本土說”。
作為歷史學家和民族學家，比丘林摒棄了當時西方流行的中國文化以埃及和巴比倫為基礎的思想認識。對于歐洲傳教士試圖在中國神話和圣經故事之間尋找不存在的相似之處的做法，以及德國科學家認為天山部落是德國人后裔的觀點，比丘林都進行了批評和駁斥。他在著作中指出，當時歐洲流行的中國史著作中的史料存在錯誤。
根據自己掌握的中文史籍，比丘林在著述中向俄國民眾介紹了中華民族及其悠久歷史。他指出，中國文化在黃河中游誕生并發展，中國人有自己的文化，并詳細描寫了黃河流域的氏族社會，闡明中國早期的國家社會情況和文化特點，進一步駁斥中國文明西來說。
“何以中國”展覽。中新社記者 侯宇 攝作為經濟學家和地理學家，比丘林研究中國的經濟，包括農業、土地制度、手工業、貿易、稅收、金融等。在《中國及其居民、風俗、習慣和教育》一書中，他介紹了中國的國家行政結構、教育狀況、傳統習俗和日常生活等情況，并對中國的商品貨幣流通進行深入闡釋。尤其是他的《中華帝國政治概覽》一書，被認為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經濟著作，雖然其中還包含有關中國政治和國家組織的內容。
作為語言學家和翻譯家，比丘林重視漢語語法和經典書籍的翻譯質量，也非常注重地名翻譯的準確性。在他看來，人們通常認為音譯中的錯誤微不足道，但實際上這會造成歷史和地理上的巨大混亂。比丘林十分重視漢語和蒙古語，認為這有助于他克服語言障礙，學習中國豐富的歷史文化，為深入研究中國創造了良好條件。
通過研究發現，比丘林的漢學研究有著鮮明的特點。
首先，他的漢學研究中沒有宗教、民族歧視和偏見。相反，他試圖客觀地展示中國人的生活和古老燦爛的文化。他在著作中盛贊中國文化，并對天主教傳教士、西方學者和作家將中國稱為“野蠻國家”的言論進行了駁斥，認為這是對中國進行掠奪和實施殖民政策的詭辯。
商代青銅鉞。中新社記者 賈天勇 攝其次，他的漢學研究大量使用中國史料。在引用和翻譯中國史料的完整性和數量上(如八卷本《資治通鑒》)，他都遠遠超過了同時代西歐的漢學家。比丘林說，“中國的許多東西在中國出版的作品中呈現得非常明了、完整和清晰”。
隨著對中國研究的深入，他將中國書籍介紹給世界，引起了人們對中國和東方的興趣。許多漢學家對比丘林所引用的資料給予很高評價。在他們看來，比丘林的作品并非基于其他旅行者收集的帶有偏見的資料，而是通過親眼看到的現實來寫書，指出了西方著作中的許多資料錯誤，糾正了西方漢學家的錯誤觀點，捍衛了東方學研究的科學性。
第三，比丘林具備研究中國的獨特方式。在他看來，有必要從掌握語言開始，然后開始閱讀和研究原文史料，在此基礎上的分析和推理，才有可能得出結論。他不僅有新穎、有根據的思想，還有使用統計數據和其他數據的能力。他研究了當時的中國中央政府、中國邊疆少數民族史以及中亞地區的情況，此外還關注中國與其他國家的歷史關系。而這一切都讓他的作品更加系統和整體化。
當然，比丘林的漢學研究也有不足之處。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與當時的科學研究水平低有關；二是比丘林的個人觀點、包括譯者在內的交流參與者的社會特點、翻譯的社會意義、交流過程的客觀條件以及許多其他因素，都會影響翻譯過程及其結果。
總的來說，比丘林的漢學研究具有權威性，他的著作被翻譯成法語、日語、蒙古語、西班牙語等不同語言，極大地促進了俄羅斯東方學乃至世界東方學的發展。(完)
作者簡介：
梅春才，吉林師范大學東北亞研究所所長、教授。2019年9月至今，任俄羅斯莫斯科國立語言大學孔子學院中方院長。省級高水平專業(俄語)帶頭人，俄語語言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授權點負責人，俄語語言文學和翻譯碩士研究生導師，校教學名師。曾先后在俄羅斯莫斯科普希金俄語學院、俄羅斯圣彼得堡國立大學訪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