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巴文化何以成為中華文明的堅定“一元”？
中新社達州5月14日電 題：巴文化何以成為中華文明的堅定“一元”？
中新社記者 賀劭清
巴文化常出現在與“陽春白雪”對應的成語“下里巴人”中。但長久以來，人們對北起漢水、西達川東的巴文化知之甚少。
位于四川省達州市宣漢縣的羅家壩遺址，是中國規(guī)模最大、保存最完好、規(guī)制等級最高的巴文化遺址，也是中國國家文物局“十四五”時期專項保護的145處大遺址之一。羅家壩遺址驗證了哪些巴人傳說，又留下什么未解之謎？“巴蜀圖語”在中華民族文字起源中居于何種地位？巴文化如何成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堅定“一元”？曾參與羅家壩遺址發(fā)掘的達州市博物館館長、四川省博物館協會常務理事王平，四川文理學院巴文化研究院院長王贈怡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對此進行深度解析。
羅家壩遺址考古發(fā)掘現場。中新社發(fā) 宣漢縣委宣傳部 供圖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何為巴文化？20多年來，羅家壩遺址進行過幾次大型發(fā)掘，取得了什么成果？
王平：遠古時期，在今陜南、鄂西、川東北、重慶、湘西和黔西北等廣大區(qū)域，生活著一支古老族群，被稱為“巴人”。他們在崇山峻嶺中披荊斬棘，開疆拓土，繁衍生息，留下大量神秘瑰麗的傳說。《華陽國志·巴志》記載，巴國鼎盛時期，“其地東至魚復，西至僰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四川達州居于泛巴區(qū)域的中心腹地。
20世紀50年代，中國考古學者在四川廣元昭化寶輪院和重慶巴縣(現九龍坡區(qū))冬筍壩兩地分別發(fā)現了數十座獨木舟形制葬具的土坑墓。著名考古學家、中國西南考古學奠基人馮漢驥將其命名為“船棺葬”，在學術上第一次將墓地與戰(zhàn)國時期的巴人聯系起來，并根據墓葬形制以及隨葬器物的特點，將這兩個墓地所代表的文化命名為“巴文化”。
位于達州宣漢的羅家壩遺址總面積103萬平方米，核心區(qū)面積70萬平方米，是迄今發(fā)現的規(guī)模最大、保存最完好、規(guī)制等級最高的巴文化中心遺址，與金沙遺址、成都商業(yè)街古蜀船棺葬遺址一起并稱為“繼三星堆之后古巴蜀文化的三顆璀璨明珠”。
經過1999年、2003年、2007年、2016年、2019-2020年、2021年至今的6次考古發(fā)掘，羅家壩遺址已揭土5000余平方米，清理墓葬140余座，出土青銅器、陶器、玉石器等各類器物3000余件。
2007年，羅家壩遺址考古發(fā)掘現場。中新社發(fā) 宣漢縣委宣傳部 供圖從考古發(fā)現來看，羅家壩遺址文化層主要分為兩個時期。一是新石器時代，距今5300年至4000年前，出土的陶器以折沿深腹罐為代表，石器以細石器為主。這些陶器、石器與周邊地區(qū)同類器物相似，證明這是一支分布在整個嘉陵江流域、與周邊存在文化交流但又有自身特點的土著先民。
距今4000年前，羅家壩遺址進入春秋戰(zhàn)國時期，出土了豐富的青銅器、陶器等器物，具有鮮明的巴文化特點。此時羅家壩遺址的族群，應是巴人與土著居民相互融合的共同體，巴人在遷徙過程中帶來了獨具特色的青銅文化。
羅家壩遺址出土的陶器。中新社記者 張浪 攝中新社記者：羅家壩遺址的發(fā)掘印證了哪些巴人傳說？
王平：傳說巴人歷來勇猛尚武，文獻資料曾記載“武王伐紂，前歌后舞”。羅家壩遺址的墓葬出土了大量銅兵器，主要為戈、矛、劍、鉞、箭鏃等。可以說，凡有巴人的墓葬，都有兵器出土。數量、款式眾多的青銅兵器，是巴文化的典型器物，反映出巴人勇猛尚武的文化傳統和軍事制度。
傳說巴人崇白虎，白虎是巴人的圖騰。《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記載：“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虎紋是羅家壩遺址出土青銅器上的重要紋飾，也是“巴人崇虎”的證明。戈、矛、劍等銅兵器上鑄有大量虎紋，主要包括虎形紋、虎頭紋、虎斑紋等，造型各異，一般與各式巴蜀符號成組合出現，自戰(zhàn)國早期一直流行至戰(zhàn)國晚期，戰(zhàn)國末期銳減，至秦漢時期消失。
2020年發(fā)掘的M83墓葬，是羅家壩遺址中一座侯王級的貴族墓葬，也是泛巴區(qū)域第四次發(fā)現大中型貴族墓葬。該墓為一座男女合葬墓，出土大量帶有典型巴蜀文化和楚文化風格的青銅器，男性墓主還隨葬大量龜甲、鹿角等與巫術相關的器物。這說明使用龜甲占卜的習俗在巴人上層社會較為流行，這與歷史文獻中“巴人尚巫”的傳統一致，對進一步研究巴文化及其社會狀況具有重要意義。
中新社記者：為什么巴文化成為歷史上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堅定“一元”？
王贈怡：學界認為，這與古代巴人、巴國所處的地理位置緊密相關——巫山、大巴山、秦嶺。巫山是前巴文化產生的基礎，大巴山、秦嶺是巴文化形成發(fā)展的基礎。
5000年前左右是巴文化的正式形成期，但如果上溯到舊石器時代和更早的起源，文化中心就移到了前巴文化的巫山，即環(huán)三峽地區(qū)的史前文化。以巫山為核心的前巴文化主要位于長江中上游，北靠大巴山脈，南臨川鄂山地，地理范圍包括今湖北、湖南、四川、陜西和重慶一帶。
正如蒙默先生等學者所總結的那樣，歷史上巴蜀往往成為古代王朝追求統一的“王業(yè)之基”。如戰(zhàn)國時期，秦國舉兵兼并蜀國后更加強大富裕，為最終統一六國奠定堅實基礎。劉邦以巴蜀為根據地，出兵平定三秦勢力，威加海內。無論是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還是近代革命，巴蜀之地都成為政治鞏固的堅強后方。中國歷史上較大的政治變革，可以說都與巴蜀之地有密切關系。巴文化在與蜀文化、楚文化、秦文化、中原文化、西南民族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建設文化的互動交融中，形成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堅定“一元”。中華文化整體的豐富性，體現在地域性文化中，也體現于巴文化中。
中新社記者：“巴蜀圖語”在中華民族文字起源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此前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的考古發(fā)掘也發(fā)現了同樣神秘的巴蜀圖語，羅家壩遺址的巴蜀圖語與其余二者有何異同？巴文化還留下了哪些未解之謎？
王平：“巴蜀圖語”又稱巴蜀符號或巴蜀圖形文字，指在川渝境內出土的戰(zhàn)國至西漢初的器物上的圖形符號。主要分布在銅兵器、銅樂器、銅印章和少量生產生活器物上。典型的巴蜀圖語是虎紋、手心紋和花蒂紋，由于非常像裝飾性符號，因此一開始并沒有被當作文字。隨著考古工作推進，越來越多的類似符號被發(fā)現。目前主流觀點認為，這是巴蜀古族用來記錄語言的工具、族徽、圖騰或宗教符號，是一種象形文字，是巴蜀文字的雛形。
目前已發(fā)現的巴蜀圖語超過二百種，九成以上刻于銅兵器之上，在中華民族文字起源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20世紀40年代至今，不斷有考古學者對巴蜀圖語進行研究，但至今仍未能將其完全破解。
研究發(fā)現，羅家壩遺址的巴蜀圖語，與三星堆、金沙遺址的巴蜀圖語有明顯的沿襲關系和不同的族屬關系。羅家壩遺址出土器物上有大量巴蜀圖語紋飾，初步統計達76種之多，其中獸面紋、眼形紋、鳥紋、虎紋以及一些基本的裝飾性紋飾，如云雷紋、太陽紋、葉脈紋、花蒂紋等，與蜀文化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出土器物的紋飾十分相似。
羅家壩遺址出土的虎紋銅戈。中新社發(fā) 宣漢縣委宣傳部 供圖商周時期，三星堆、金沙遺址器物上大都飾以鳥、魚、蟲(蠶)等紋飾，是古蜀的象征和標志，說明傳說中的蜀王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確實存在。
春秋戰(zhàn)國時期，來自荊楚地區(qū)的開明氏取代杜宇成為蜀王，巴文化、蜀文化逐漸合流。此時，在巴蜀青銅器中象征巴人圖騰的虎占據了統治地位，有虎形紋飾的青銅器幾乎遍及全川，且數量大、種類多。而象征蜀人族徽的鳥、魚、蟲(蠶)紋飾逐漸減少，主要集中在川西地區(qū)。
由于歷史文獻記載缺失和考古發(fā)掘滯后，巴文化尚有許多未解之謎，如巴人有哪些族群，他們從何而來，巴蜀圖語有何含義，巴人最后走向何方等，學界仍未有一致結論。
目前羅家壩遺址的考古發(fā)掘工作仍在進行中。我們期待有更高規(guī)格、更高等級的貴族墓葬被發(fā)現，找到巴文化的中心聚落，當然也更希望能發(fā)現巴蜀文字，破解羅家壩乃至整個巴文化的千年之謎。相信隨著考古發(fā)掘和學術研究的深入，籠罩在古老巴人身上的迷霧會逐漸消散。(完)
受訪者簡介：
中新社記者 張浪 攝王平，達州市文物管理所所長、市博物館館長，四川省巴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四川省博物館協會常務理事，曾參與羅家壩遺址第一次發(fā)掘。
王贈怡，四川文理學院巴文化研究院院長，四川巴文化學會副會長，中國藝術學理論學會會員，主編集刊《巴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