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平衡執法的力度、尺度與溫度，如何保證執法精準、裁量恰當，能否讓公眾在每一個執法行為中感受到公平正義，關系著人們對法治的信仰，關系著整個國家的法治水平。

　　最近，兩則與市場監管和行政執法權有關的新聞形成了比較鮮明的對比：其一，據央視報道，陜西榆林一家個體戶因售賣的幾斤芹菜檢驗不合格且不能說明貨物來源等原因，被市場監管部門罰款6.6萬元；其二，據上觀新聞報道，上海一銷售閥門的公司因在產品介紹中使用“最佳”一詞，面臨20萬元至100萬元的罰款，當地市場監管部門因其屬于首次輕微違法且沒有造成危害后果，決定不予行政處罰。

　　不難看出，同樣是面對市場主體的違法行為，兩地市場監管部門的做法完全不同，一個是給予了重罰，罰款金額足以讓小商販“喘不過氣來”；另一個則給予了包容，不僅免掉了幾十萬元的罰款，且對當事人進行了普法，幫其梳理、排查出未發現的違法隱患，讓其能夠及時改正，“喘口氣”重新出發。

　　對這樣兩則新聞，公眾的態度也耐人尋味。盡管“食品安全大如天”，但大多數公眾都在為賣質量不合格芹菜的商販“喊冤”，認為監管不應“下手太狠”，追問這背后是否存在“以罰代管”等情況；而對“手下留情”、不把企業“一巴掌拍死”的監管，公眾認為效果更好且不吝稱贊。

　　這些褒貶聲音共同指向的，首先是行政執法的過罰相當問題。根據我國行政處罰法的規定，“設定和實施行政處罰必須以事實為依據，與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以及社會危害程度相當”“違法行為輕微并及時改正，沒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處罰”……5斤芹菜對應了6.6萬元的罰款，且并未見到芹菜造成食品安全危害的報道，恐怕沒人會認為這是“過罰相當”。而包容輕微違法，實行柔性執法，以執法促普法、促守法，則更好地把握了處罰和教育之間的平衡。

　　其次，是疫情之下的營商環境問題。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諸多小微企業面臨經營、生存困境，幫其減負、降費，關系著一方經濟恢復和市場活力激發，這也是地方政府部門的職責所在。因此，我們看到了多地出臺減稅、降費、免租等助企紓困政策。

　　毫無疑問，執法尺度和水平是影響營商環境的重要因素。如果執法者不能審時度勢、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只會動輒向企業開罰單，甚至令其“傾家蕩產”，那么企業的生存發展、良好營商環境的打造乃至當地社會的穩定，都可能受到影響。這不是在無原則地為違法者撐腰，而是希望執法者能夠多計深遠、計民生、計執法效果。

　　再有，是我們的法治建設問題。不久前，國務院審議通過了《關于進一步規范行政裁量權基準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見》《關于取消和調整一批罰款事項的決定》，取消了29個罰款事項，調整了24個罰款事項。這兩份文件傳遞出的重要信息就是要對行政執法予以規范，努力清除現實中的一些執法亂象，比如該嚴不嚴、該寬不寬，罰款事項有違“放管服”改革精神、有失公允、過罰不當等。這對每一個基層執法部門的每一個執法行為提出了更精準精細、切實高效的要求。

　　關于上述新聞，還有兩組數字形成了對比——2021年以來榆林市市場監管局有關食品類行政處罰的臺賬顯示，針對小微市場主體的50多起處罰中，罰款超過5萬元的有21起，案值只有幾十元或幾百元；自2019年3月發布首份免罰清單后，上海市場監管部門已發布三份免罰清單，包括50項市場監管領域免罰事項，截至今年8月23日，4000多家市場主體免罰，且沒留下“污點”，不會影響企業信用等。透過這些數字可以感受到的，是一個個真實的市場主體，菜攤攤主、面館老板、奶茶店店主等，他們的小門店、小生意扛起了全家的生計。同時可以感受到的，是有些執法不時給人“斷后路”，罰款、交差了事；有些執法則注重給人“留后路”，給人改過的機會和前進的希望。

　　如何平衡執法的力度、尺度與溫度，如何保證執法精準、裁量恰當，能否讓公眾在每一個執法行為中感受到公平正義，關系著人們對法治的信仰，關系著整個國家的法治水平。我們樂見更多讓人心服口服的、過罰相當的執法，而非動輒“不罰個傾家蕩產不罷休”的執法。

　　林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