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兩歲開始上托育班，4000元的托育費相當于我1個月的收入，但為了能重回職場，也只能‘肉疼’了”。8月29日，山東省青島市西海岸新區的女職工王瑩對記者說。隨著國家放開二孩、三孩生育政策，“生了孩子誰來帶”成為困擾許多適育家庭的現實難題，尤其在雙職工家庭，“帶娃難”問題尤為突出。(《工人日報》9月5日)

　　0到3歲職工子女托育難，已成為年輕父母尤其是雙職工家庭的頭等大事，甚至已經成為阻礙他們繼續生育二孩甚至三孩的攔路虎。筆者對此有親身體會，這不僅是一個一歲半孩子父親的切身體驗，更有官方回應佐證，不久前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司副司長、一級巡視員郝福慶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就表示，“國內調查顯示，嬰幼兒無人照料是阻礙生育的首要因素”。

　　當下的托育服務，主要存在兩個比較大的難題，一是市場化托育機構費用偏高，二是普惠托育機構供給不足。

　　一些市場化的托育機構，雖然很受家長青睞，但這些機構的一個“通病”就是貴，不同城市價格不同，但基本都能與一名家庭成員的工資標準持平，相當于父母中有一方在全職為孩子的托育“打工”。而且市場化托育機構，為了實現規模化辦班，地址往往會選擇在能覆蓋較大區域的商業中心，而很少在小區或小區周邊辦班，這也給家長接送造成了困擾。普惠性托育機構價格確實親民，但供給嚴重不足，除了一些機關幼兒園有類似托育服務外，一般居民區附近很難找到普惠性托育機構。

　　對于托育服務，市場有需求，政策有鼓勵，按理應該出現蓬勃發展的態勢，可市場反響卻不甚強烈。一方面是因為很多優惠政策還停留于文件層面，沒有真正落實落地，企業尚未感受到穩定發展預期和政策紅利，因而參與熱情不高；另一方面，“用人單位辦托育機構”等模式，也由于擔心與建設現代企業制度要求不符、增加經營負擔、承擔安全責任，并未得到太多響應。

　　對于物美價廉、離家近的托育服務，年輕父母可謂望穿秋水，各類政策也是大力鼓勵發展，可在落實落地中卻行動遲緩。家長或許可以千方百計熬過帶孩子最難的階段，但付出的代價可能就是他們不再生育二孩、三孩。高質量普惠性托育服務推廣遲一段時間，就會造成一批有生育意愿的父母錯過生育期，而這是事后做再多工作都無法挽回的損失。因而，在解決托育難問題上，相關職能部門必須要有只爭朝夕、時不我待的緊迫感。

　　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全國幼兒園數量達到29.5萬所，而我國托育相關企業僅為7.6萬個。二者之間存在的巨大數量差距是托育服務嚴重不足的反映，但其實也是托育服務快速鋪開普及的重要契機。

　　幼兒園在增設托育服務上有著天然優勢，長期與孩子打交道、點多面廣、靠近居民區，在此前基礎上增加托育服務難度小、見效快。因而，教育、民政等部門理應重點發掘現有幼兒園的優勢，通過資金補貼、稅收優惠、租金減免、技術支持指導等方式，鼓勵幼兒園大力開辦托育服務，以最小的代價、最快的速度打掉托育難這只生育路上的最大攔路虎，讓“生了孩子有人帶”成為年輕父母想生、愿生、敢生的最大底氣。

　　夏熊飛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