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月１７日，在去合肥的飛機上，我同時看到幾份報紙報道了“當代竇娥冤”聶樹斌被錯殺一案的消息：一個不滿２１歲的年輕小伙，在一起奸殺案中被張冠李戴，已于１０年前被執行死刑，直至真兇落網，才冤案大白。

　　又一個無辜的生命被錯殺，這是多么令人心痛，多么令人扼腕！

　　人們肯定記得，３月１４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答記者問時曾強調指出：“我們將用制度來保證死刑判決的慎重和公正。”那么，如何落實溫總理的這一指示，從制度上最大限度地減少死刑案件的錯判誤判呢？筆者認為，當前要抓緊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首先，盡快收回死刑復核權。死刑復核權的下放使高級人民法院既是死刑案件的二審法院，又是復核法院，實際上等于取消了死刑復核程序，它極不利于保證死刑案件的質量。現在，雖然收回死刑復核權已成定局，但究竟何時收回，尚不得而知。本文的態度非常明確：此事宜早不宜遲。與此相關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復核權后，應對其進行改革，將暗箱操作式的復核流程變成公開的訴訟活動，使被處死刑的被告人包括其律師有機會參與到訴訟程序中來。按此思路，實際上是將死刑案件改為三審終審制。

　　其次，根據國際文件完善相關法律。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六條第四項規定：“任何被判處死刑的人應有權要求赦免或減刑。對一切判處死刑的案件，均得給予大赦、特赦或減刑的機會。”據此，我們應給予被判處死刑的人請求赦免或減刑的權利，包括在憲法上增加大赦制度。此外，按照聯合國經社理事會《關于保證面對死刑的人的權利保障措施》等文件的要求，死刑不能適用于有智力障礙者，以及應對死刑犯確立一個最大年齡限度，超過這一年齡限度的，不能對其適用死刑，這兩點我們的法律都是空白，應予補充。

　　再次，進一步嚴格訴訟程序。鑒于死刑案件的極大風險性，根據國外經驗，我們應確立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一致通過的制度，而不是一般刑事案件的簡單多數通過。另外，我國現在的死刑立即執行制度太顯倉促，必須在死刑判決后規定適當的期間，以便被判處死刑的人能在這一期間繼續尋求救濟手段，同時，也便于發現錯誤和來得及糾正錯誤。還有，在證明程度上，必須確立起對死刑案件要達到百分之百的無可置疑的程度這樣的要求，也就是說，如果普通刑事案件在達到９８％、９９％的證明程度下即可定罪的話，那么死刑案件只要有一絲懷疑沒有得到排除，就不能判處死刑。至于落實二審開庭審理、排除非法證據的使用、保證證人的出庭作證，以及使被判處死刑的人得到較高質量的刑事辯護幫助等，更應在死刑案件中優先加以強調。

　　最后，制度遏制刑訊逼供。慘痛的教訓表明，許多死刑錯案的禍根在于“屈打成招”，因此必須痛下決心消除刑訊逼供這一頑癥，具體措施包括：建立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律師在場制度，以及訊問時實行錄音甚至錄像制度，如訊問時沒有律師在場，訊問筆錄不得作為證據在法庭使用；確立偵押分立制度，即負責案件偵查訊問的機關與羈押犯罪嫌疑人的機關應分別設立，同時，借鑒國際通例，對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限制或剝奪必須通過法院；強化現行的檢察監督，通過建立被羈押人員接受訊問前后的身體檢查等制度，將檢察人員對監所內的偵查人員訊問活動的監督落到實處。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