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轉變是關鍵，現在不覺得踏實干活丟人。”說這話時，熊忠衛已經不再是貴州黔西南州興仁縣史志辦副主任。

　　在那個崗位上，他被認為人浮于事，成了興仁縣第一批被召回管理的148名干部之一，并被安排了為期五天的培訓與考試。隨后，他舍棄離興仁縣城近的民建鄉，去了偏遠的回龍鎮，協助一位分管農業的副鎮長工作。

　　從去年10月至今，在黔西南州，像熊忠衛這樣因“惰政”被召回的干部達1668名。黔西南州的做法已經得到中組部的高度重視，實施干部召回旨在防治“為官不為”，在中央三番五次向“懶政惰政”開炮的大背景下，黔西南州的試驗格外引人關注。

　　回爐接受思想教育后被轉崗

　　4月15日，熊忠衛向齊魯晚報記者回憶了半年來經受的思想洗禮。

　　去年9月12日，熊忠衛作為興仁縣史志辦副主任，在興仁縣紀委一樓，接受了三個半小時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

　　同坐教室里的，還有147名干部，他們在此接受為期五天的集中培訓。參加集中培訓，對這148名干部來說并不光彩，因為他們是根據《興仁縣不勝現職干部召回管理辦法(試行)》被召回管理的干部。根據規定，對存在“工作不思進取、不謀干事，思想不純信念動搖”“不作為、怕作為、亂作為”等12種情形的惰政官員要實施召回。

　　熊忠衛原本在興仁縣魯礎營回族鄉工作，曾擔任過鄉辦公室秘書、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辦公室副主任，一直對農業非常熟悉。2010年，他被任命為縣史志辦副主任，然而他對史志辦工作一竅不通，工作上顯得力不從心，“積極性也大為降低”。

　　2014年8月，興仁縣實施干部召回試點工作，熊忠衛就成了首批被召回對象之一。在縣紀委大院培訓期間，他白天參加培訓，晚上則觀看《焦裕祿》《孔繁森》《楊善洲》等影片。

　　2015年4月16日，記者從黔西南州拿到一份興仁縣第一期培訓課程單。課程單顯示，此次培訓不僅側重價值觀思想教育，也注重違法警示教育。

　　就在2014年9月13日，被召回干部全天學習了法律法規及紀律要求。熊忠衛說，那天他學習了《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公務員法》、《興仁縣不勝現職干部召回管理辦法(試行)》(下簡稱“辦法”)。

　　除了法律法規知識學習，還有違法違紀典型案例學習。“針對公款吃喝、公車私用的典型案例進行分析。”熊忠衛說，在培訓的最后，所有召回干部都參加了閉卷考試，并寫了一篇學習心得。

　　熊忠衛認為，經過培訓，自己的思想轉變很快，“思想轉變后，行為就好改變，心里就想踏踏實實工作，為老百姓服務。”他以楊善洲的故事自勉，“楊善洲主動放棄進省城安享晚年的機會，扎根大亮山，義務植樹造林，一干就是22年，最后還將林場無償捐贈給國家。”

　　培訓之后，出身農業口的熊忠衛仍不能勝任縣史志辦工作，根據辦法，他同其他14人要被轉崗。根據規定，縣直部門的調整到鄉鎮工作，條件較好的鄉鎮的調整到邊遠鄉鎮工作。也許是受楊善洲的事跡感召，熊忠衛主動放棄距離縣城十分鐘車程的民建鄉，去了離縣城一小時車程的回龍鎮。

　　“沒有任何職務，只是協助一位分管農業口的副鎮長工作。”轉崗到回龍鎮后，由于干的是老本行，49歲的熊忠衛工作熱情高漲，主動提出到最偏遠的孔寨村當“第一書記”，在村里發展綠殼蛋雞養殖，進行村莊美化亮化。

　　參與干部召回制度創建的原興仁縣組織部部長、現興仁縣人大常委會主任譚云臨告訴齊魯晚報記者，經過培訓，像熊忠衛這樣激發起干勁的干部不在少數。

　　有了召回干部做警示，違紀問題驟降

　　干部召回制度給黔西南州治理“庸懶散”提供了一個有力抓手。4月17日，黔西南州委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辦公室常務副主任梁喜明告訴齊魯晚報記者， 早在2014年1月25日，黔西南州委召開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動員大會，就提出“向惰政宣戰、向惰政問責”，隨后興仁縣率先啟動干部召回管理工作。

　　2014年8月11日，興仁縣的辦法出臺，對存在各自為政、拉幫結派、搞內耗，單位干部職工或群眾認可度不高等12種情形的不稱職干部進行召回。親自參與辦法制定的譚云臨告訴齊魯晚報記者，為使得干部召回制度能常態化，辦法規定，各鄉鎮(街道)、縣直單位(部門)每季度最后一個月25日前上報一次擬召回管理人員有關材料。

　　今年1月14日，興仁縣根據辦法規定，實施第二輪干部召回工作，再次召回141名干部。齊魯晚報記者注意到，第二輪干部召回課程稍微做了修改，如新加了有關依法治國內容的熱點課程《學習和踐行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

　　“興仁縣實施干部召回不到一個月，望謨縣、晴隆縣等緊接著實施干部召回管理制度，如今已經實現全州覆蓋。”梁喜明告訴齊魯晚報記者，截至目前，黔西南州共召回干部1668名，其中，132人被轉崗或免職，67人待崗。

　　安龍縣海子鎮黨委書記楊希也是被召回干部中的一員。2014年7月，駐鎮期間，楊希去縣城開會，當夜未回鎮上工作。這一情況被調查組發現后，楊希被要求作書面檢查，在電視上公開道歉，并受到通報批評。

　　楊希告訴齊魯晚報記者，當時他感覺很委屈，后來更因此事成為安龍縣第二批召回干部。據楊希介紹，安龍縣的集中培訓與興仁縣相仿，不過被召回干部沒有興仁縣多。“我們這批共有17人，沒有人被轉崗。我們在培訓結束時會評出優秀班干部和優秀學員，優秀者可以抹掉過去的一些小處分。”

　　參加完集中培訓，楊希有著與熊忠衛相似的感觸，“自己思想轉變比較大，看了許多違法違紀典型案例的片子，受觸動比較大。”楊希在描述時，還多次提到“規矩”，“作為黨員，就要講規矩、守規矩，違反規矩、紀律規定就要甘心受罰”。

　　楊希覺得自己現在就是一面鏡子，鎮上的其他干部看到他，多多少少都會有些觸動，“我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被召回后很不光彩，家人、別人怎么看？如果為官不為，嚴重了，還可能丟掉職位、工作。”

　　楊希說，干部召回制度確實起到了約束作用，促使當地干部的工作作風發生轉變。據黔西南州紀委通報顯示，2014年4月至8月，月均發現違反作風建設規定問題十余起，最多的一個月達20起，而在召回制度實施兩個月后的2014年12月，僅發現并查處三起。

　　不以整人為目的

　　被召回也是種關愛

　　一直以來，防治懶政怠政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去年10月，習近平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對“為官不易”“為官不為”進行嚴厲批評。今年兩會，治理“為官不為”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中央有決心治理慵懶散，但為官不為現象似乎很難被黨紀國法追究。

　　黔西南州紀委副書記王官中介紹，目前的5種黨紀處分和6種行政處分，只適用于處罰公職人員明顯不當的行為，而對于“不貪不腐也不為”卻難以追責，如果僅是簡單的批評教育或者扣發績效獎金就很難真正起效。

　　在王官中看來，干部召回比批評教育重，比黨紀政紀處分輕，這就彌補了干部管理上的制度短板，讓干部教育管理監督得以全方位覆蓋。

　　譚云臨說，有些干部可能不在乎票子和帽子，但在乎面子，所以干部召回很有威力，“對被召回的干部，在本地本單位公示，甚至在媒體上曝光，讓平時‘風光’的召回干部，在工作圈和生活圈丟‘面子’,促使干部樹立危機感和緊迫感。”

　　4月15日，中央黨校黨建部教授張希賢接受齊魯晚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首發于興仁縣的黔西南州干部召回制度在全國是首創。由于召回還在摸索階段，楊希一度擔心，州里會針對干部召回人數等下達任務指標，再一層層壓下去，搞成形式主義。譚云臨說，“一開始制定《辦法》，要求各個單位將測評末位者召回，是防止有的領導當老好人，防止違紀、不作為官員受不到處罰。有的官員會說下不為例，但往往會下次還是如此。所以要開好頭，否則《辦法》就形同虛設。”譚云臨很有信心，他說測評末位者實施召回的規定未必是最科學的，但肯定是最有效的。

　　更有人質疑召回管理是一種刁難，是整人。譚云臨對此并不認同，他說，干部召回并不是為了整干部，“目前來看，《辦法》雖然不是很完善，但后續還將不斷細化，興仁縣已經將召回的12種情形細化到24種。我們還實施零報告制度， 如果真的沒有屬于召回情況的干部，單位可以不召回。”

　　截至目前，興仁縣已召回的289名干部中，有262人回到原崗位工作。“其實召回就是幫助、教育干部，讓他充電蓄電，把精神狀態作風扭過來以后，更好地回到原單位，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擺平心態，與群眾打成一片。”譚云臨說，這從興仁縣第二批召回干部集中培訓課程就能看出來，“我們增設了心理調適課，就是幫助被召回干部積極面對被召回這件事情。”

　　這一點，楊希倒是很認同，“被召回是不光彩的事，被召回的官員參差不齊，心理承受力也不同，上心理課對我們也是一種關心。”

　　自從興仁縣實施干部召回后，貴州多個縣以及云南魯甸等地組織部都前往考察，干部召回制度能走多遠，還有待更長時間的實踐檢驗。不過，黔西南州的實驗已經得到中組部的重視，中組部黨建研究所就將召回制度列為了2015年重點課題系統研究，并由黔西南州具體承擔子課題《防治“為官不為”具體對策研究》，或許在不久，這一課題將對防治“為官不為”提出更有針對性的具體建議。　(本報深度記者 劉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