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走上侵略道路后，對于中國以怨報德，狂妄地宣稱要“開拓萬里波濤，布威于四方”，于是近鄰中國便成了其實現野心的最佳選擇。

　　在對中國的文化侵略方面，日本步西方列強后塵，而且顯得更為貪婪，一面肆意摧殘我國的文化事業，一面又不惜采用種種卑劣手段，大肆掠奪我國文物，為害尤烈，造成了中國文化遺產的巨大損失。

　　在1928年以前，日本人在我國調查古代遺跡遺址和盜竊文物的事例，不下幾十起。例如：1905年東京大學的鳥居龍藏在遼東半島及東北地區進行調查和盜掘，一直延續到1911年。京都帝國大學的濱田耕作盜掘了旅順刁家屯漢墓等。

　　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兵侵占濟南，在濟面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五三慘案”。5月11日，濟南淪陷。日軍除了燒殺奸淫外，還強行將濟南附近臨淄縣龍泉寺的2尊北齊石佛、2尊北齊菩薩雕像和2塊石碑運到淄河店車站，準備在這里裝上火車運往青島，再從青島裝船運往日本。

　　1933年，日本山中商會的老板山中和北京分店經理高田勾結北京古玩奸商倪玉書，又做下一宗極其骯臟的買賣，對山西太原天龍山石窟的石雕進行肢解、劫掠。

　　1931年9月18日后，在日軍侵占的中國領土范圍內，一些日本考古團體、大學研究機構及個人隨之而來，進行“老古調查”和盜掘，有些盜掘甚至于是在日軍的直接保護下進行的。

　　1931年至1934年，日本人原田淑人等領導的考古隊，盜掘了黑龍江寧安縣西南東京城鎮的原渤海國都城上京龍泉府遺址，其中宮殿遺址6處、古寺遺址1處，陵墓遺址1處及禁苑、外城遺址數處，劫走一批珍貴文物。

　　1937年夏，原田淑人、駒進和愛帶領考古隊，以日本東亞考古學會名義，盜掘了元上都遺址(今內蒙古正藍旗東閃電河北岸)，劫走一批出土文物，入藏于東京大學考古學研究室。

　　同年，黑田源次盜掘了撫順大官屯遼代瓷窯遺址，劫走大批遼瓷標本。

　　1937年12月，日軍侵占南京后，日本人的盜掘活動向我國南方發展。筆者曾查閱到一份日文資料，1938年由慶應義塾大學出版的《江南踏查》報告書，著者為松本倍廣。在這份報告書的序中寫道：昭和十二年(1937年)南京陷落，為了適應時局的發展，急需快速向中國派員進行學術調查以及古文化遺變的發掘。為此，1938年5月慶應義塾大黨派有了三個“學術旅行隊”，一隊由大山柏率領赴北京、彰德、大同方向；一隊由柴田常惠率領赴中國中部；第三隊是松本信廣等赴中國江浙地區。

　　該報告書詳細地記錄了松本信廣、保坂三郎、西岡秀雄，于1938年5月從東京出發，到達南京后，在日軍的護衛下，調查劫掠了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古物保存所、六朝墓、西湖博物館，挖掘杭州附近古蕩石虎山遺址以及吳興錢山漾遺址等活動。報告書中附有松本“旅行隊”活動的照片，在發掘現場，日軍荷槍實彈站在周圍警式，如臨大敵，充分暴露了他們無視中國主權、肆意盜掘的丑惡嘴臉。

　　報告書的最后一部分是這次江南調查劫獲文物的目錄和實物照片，共計129件，其中不少是非常珍貴的文物，如有孔石斧、玉戚、戰國蟠螭紋有蓋鼎、商周青銅戈、漢唐銅鏡、良渚文化黑陶杯、漢代陶奩、女陶俑、越窯青瓷四耳罐、蟻鼻錢、五銖錢泥范、太平天國“天朝南昌宣撫使韋”印等，這些珍貴文物全部被劫往日本，入藏于慶應義塾大學文學部。

　　以圖書為例，如北平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南京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杭州浙江省圖書館等，這些圖書館收藏豐富，且多善本精抄，結果多遭劫掠。

　　如在南京，1938年3月起，日本上海派遣軍動用了367名士兵、220名特工人員，抓來830名國人當苦力，劫掠南京圖書文獻。參與其事的還有滿鐵調查部、東亞同文書院等處的工作人員。被劫掠的單位包括中央研究院、中央圖書館、省立國學圖書館等。被劫走的圖書共計88萬冊，比當時日本最大的圖書館帝國圖書館藏書還多3萬冊。這些圖書文獻，日軍用卡車搬運了310輛次才搬完，后來全部被劫走。不但公家圖書遭到劫掠，一些私人藏書家的古籍善本亦遭劫掠，如南京有名的私人藏書家盧冀野、古筱軒等，他們收藏的名遺善本，或被劫走，或被燒毀。此外，中央圖書館移藏香港馮平山圖書館中四庫全書等珍本也被劫運日本。據1946年南京市臨時參議會公布的數字，八年抗戰中，被日軍搶劫和焚毀的南京圖書，總計達1815箱、2859套、148619冊，其中不少是極為珍貴的古籍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