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上說，青歌賽評委余秋雨老師因為選手不知道《清明上河圖》作者和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址而煩惱，批評說“他們還根本沒上文化這條道！”

　　青歌賽的題目，我總覺得和測試文化的關系不大，題出得比較浮泛，大多是些“記問之學”。某一年比賽我看了，有位美聲選手答出了“古希臘三大悲劇家”這樣的難題，獲得了余老師的充分肯定和文化之路路條一張。但在我的小人之心里，總覺得讓選手背出這三個繞嘴的名字，并不代表就準確地考核出了他對悲劇文化的了解。

　　能從考試中測驗出來的文化，不過是出題者想象中的文化。抱怨學生和選手的成績之先，其實該檢討一下測試系統的靠譜程度。我小時候參加過幾次知識競賽，聽到“惟一能從太空看到的建筑”時，總能立起來奶聲奶氣地搶答出“長城”，十幾年后，才知道從科學上講斷無此理，這令人自豪的謠言不知道是誰捏造出來的。王小波還舉過一個例子：有人撰文說如今的人心不古，大學生連“郭魯茅巴”是誰都不知道，他挖苦地說自己也不知道這個蒙古人究竟是誰以及為什么如此要緊，想了半宿才悟出是四個人名的縮寫，他說“知識多寡是個客觀標準，但把自編的黑話也列入知識范疇，就難說多客觀了……”同樣，青歌賽界定的知識范疇，余老師劃出的文化之路，也是需要先觀望一下的。

　　有人說青歌賽的題目都是該“國人皆知”的常識，所以沒什么可質疑的，其實，那些題目連常識都不算。真正的常識不該是一堆互不相干的條目，而是通過各種準確的普及性的知識來建立一套合理的認知系統。這是一個常識稀缺的時代，說的就是大眾在各方面知識的欠缺或者不均衡，反映到看待問題上充滿了偏見和謬誤。即使是所謂知識分子也在所難免，科技人才沒什么文化修養，文科教授迷信怪力亂神，都算是例證，不僅在知識構成上不合理，也絕對牽制其學術成就。所以我總不好意思指責青歌賽的選手沒文化，他們在少年時候發現自己有聲樂方面的天賦，或者進入專業院校團體，或者在這條路上四處闖蕩，大部分的精力用來學習專業課或應酬業內規則，小部分精力用來學習長城是在太空唯一能用肉眼看到的建筑，不知道《清明上河圖》的作者就很正常，這也是國民教育現狀所應得的報應。

　　余老師說的可是“文化這條路”，他自己也是在那條路上苦旅的行者，文化可又比常識艱深得多了。不少人認為，屬于中國的文化，至今沒有突破先秦諸子的窠臼———其實思想界也有過幾次靈光一閃的顛覆性前行，但是都被扼殺了。先秦之人對自然和社會的認知又能有多少呢？然而我們今天還要以一本薄薄的《論語》為似是而非的心得，要對著本幾千個字的《道德經》求索精義，這種智慧就是最精純的文化，我們能獲得一點兒滋養，把心里的欲念和浮躁澆滅一點兒已不容易，去走那條路可實在太難了。比方說，我知道人說話要憑一點兒良心，要說實話，沒有做到的不要吹出去，做過的丑事要大方承認，這或許只是一點兒最淺顯的常識，但假如一位歌者能做到這一點，即使答不出那些填空題，我也更愿意和他一路。（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