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編輯部的工作檔案中，我曾見過王仲聞先生審讀加工《全宋詞》所留下的高可盈尺的審稿記錄和與作者唐圭璋先生往返商討的信件，還見過周振 甫先生審讀《管錐編》時長達數萬言的審稿意見。”現任中華書局總經理徐俊，為前輩們的風范深深折服。1987年，當他開始擔任《全唐詩補編》責任編輯時， 效法老一輩的學術態度、奉獻精神，成為他的不二選擇。
“《補編》看似一部文學作品輯補之作，實際上是一部具有非常大難度的學術考訂著作。在此期間，我系統搜集國內相關著述，并予以鑒別，再與作 者往返通信，商討書稿的有關細節，彼此成為志趣相投的摯友，因緣難得。”徐俊說，在學者型編輯最集中的中華書局做編輯，要熟悉書稿所涉及學科的研究狀況， 而不能滿足于書稿的一般技術性處理，已經成為一種傳統。
前進
對于熟悉中華書局的人來說，“前進”的精神一以貫之，歷史學家何茲全就曾道出其中的奧秘。他說，在其他出版社還在影印出版古籍的時候，中華 書局就出版了不少標點本、排印本，像《四部備要》。而新中國成立以后的點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有標點、有分段，更方便現代人使用。
在2003年底的一次座談會上，北京大學教授袁行霈寄語中華書局“守正出新”四個字，很快成為新世紀中華書局的“局訓”。為了弘揚傳統、服 務學術，重要的基本古籍，即使內容再專，市場再小，也要堅持出版。與此同時，挖掘典籍中的精華，讓大眾通過不同的載體和方式共享傳統智慧，同樣義不容辭。
于是，《中華經典藏書》《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中華國學文庫》陸續面世。普通讀者發現，放下繁體豎排的身段，這些新式標點、簡體橫排的經典，面目變得親切可愛，而古籍整理的嚴謹態度并未稍減半分。
古籍數字化的嘗試也在這里進行。2014年6月，“中華經典古籍庫”在全國多家圖書館投入使用，首期收錄近300種中華書局出版的整理本古籍，共2億多字，引用文獻可以自動生成引用腳注，與查閱紙書一樣準確。
“我們希望國家社會進步，不能不希望教育進步；我們希望教育進步，不能不希望書業進步。我們書業雖然是較小的行業，但是與國家社會的關系卻比任何行業為大。”陸費逵這句名言鐫刻在中華書局的大廳，激勵著每個從這里走過的中華人。
(本報記者 杜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