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２日，周恩來的保健大夫張佐良在為周恩來做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規檢查時，從顯微鏡高倍放大視野里發現了４個紅細胞；三天后，再一次為周恩來復檢時，紅細胞的數量變為８個！復檢是由北京醫院進行的，檢查報告單上赫然寫著“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九個大字。

　　但周恩來一如既往，以驚人的毅力和病魔頑強抗爭著。

　　周恩來頑強地工作到１９７４年。這時，他的膀胱癌已多次復發，血尿不止。血尿一多時便凝成血塊堵塞尿道內口，使得他排尿不暢，異常痛苦。“有時疼得總理在沙發上翻滾。”“他的病已到了再不住院治療隨時就可能由于血尿疼痛引發心臟病而危及他的生命了。”這是１９９７年張佐良大夫在周恩來生前副衛士長張樹迎家中對筆者講述的。

　　從１９７４年６月１日起，周恩來不得不告別工作和生活了２０多年的西花廳，來到中國人民解放軍３０５醫院住院治療，從而開始了偉人生命的最后階段。周恩來在生命的最后階段想到了什么？

　　遺言國寶交故宮

　　周恩來臨終交代鄧穎超，將六伯父原來收藏的、自己平常喜歡觀賞的那批國寶級文物在他去世后“全部交給國家，由故宮博物院全權處理”。

　　周恩來的六伯父譜名周貽良，字嵩堯，號峋芝，清同治十二年（公元１８７３年）生，光緒丁酉科舉人。晚清時任過淮安府總文案、郵傳部郎中掌路政司，民國初年又曾任袁世凱大帥府的秘書，江蘇督軍李純的秘書長等職務。周嵩堯在任期間，嚴以律己，政績斐然，深具民望。后因看不慣民國初年軍閥們的明爭暗斗，棄官歸于揚州。他對收藏和鑒賞古董、字畫產生了興趣。最后竟傾畢生積蓄收藏到了一批周代玉圭、秦代詔版、漢代錢幣、宋代名家字畫等數十件國寶級文物。

　　抗戰爆發后，日偽出于對周嵩堯聲望地位的器重，曾派出要員登門請其出山，許以高官厚祿，為所謂的“大東亞共榮”效力。周嵩堯堅持不允，最后避居到揚州鄉間以躲避日偽方面的糾纏。周嵩堯雖只有一子，但孫子輩多，抗戰期間物價飛漲，民不聊生。他一家坐吃山空，生活很困難。一次，家中實在揭不開鍋，周嵩堯在萬般無奈之下，將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清代畫家王云作的山水畫冊拿到市場上變賣了糴米下鍋。不料，這本畫冊流傳到上海古玩市場后被周嵩堯的一位好友發現了。好友知道這是周嵩堯的心愛之物，流進市場說明他的生活已到了難以為繼的程度。這位重義氣的朋友立即將其買下，親自送到揚州周嵩堯家中，還給了他一些錢讓他度過困境。

　　新中國成立初期，周嵩堯已年近八旬，但身板硬朗，思維敏捷。忙于新政府組建的周恩來想到了這位在晚清、民國初年供職于政界的伯父，是個就近討教的好老師，因此就安排周嵩堯到中央文史館做首批館員。這是周恩來在擔任總理期間唯一以自己名義安排的親屬。他在安排周嵩堯為文史館館員時還對六伯父說：“這次安排你為中央文史館員不是因為你是我的伯父，而是你在民國年間有兩件德政：一是袁世凱稱帝時，你作為他大帥府的秘書卻沒有跟他走，這是一個有膽有識，又益國利民的行動；二是在江蘇督軍李純秘書長任上，你為平息江浙兩省軍閥的一場混戰作出了重要貢獻，使這兩省人民免遭了戰火涂炭。現在人民當家作主了，應該考慮你為人民做點事。”

　　１９５３年９月２日，周嵩堯在京病逝。去世前，遺言將自己收藏一生的貴重文物全部贈送給侄兒周恩來。周恩來臨終前又遺言鄧穎超：“將這批文物全部交給國家，由故宮博物院全權處理。”

　　１９９５年，故宮博物院原常務副院長孫覺回家鄉阜寧時，順道到淮安（今楚州，下同）參觀周恩來紀念館。座談時，孫覺主動提出，周恩來遺贈故宮的這批文物，故宮方面一直沒有登記入庫，作臨時寄存處理，如果周恩來紀念館有意收藏，他可以幫忙聯系。我們當然是求之不得。后經筆者六上北京，終于將這批２０類２４件珍貴文物全部由故宮提出轉為周恩來紀念館收藏。 　希望小平忍一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