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４年９月上旬，中共淮安市委為籌備紀念周恩來百年誕辰活動，進京征求有關方面的意見。筆者有幸拜見了華國鋒同志，請他講述周恩來當時對他的召見。華國鋒同志回憶說：１９７５年８月２９日，周總理把我叫到他的病房說，你們到了西藏后，要轉達我對西藏人民的問候，要鼓勵進藏的各族干部和解放軍指戰員，感謝他們這些年在西藏的辛苦工作和取得的卓有成效的成績。一定要告訴進藏的同志們，要特別注意執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注意培養民族干部，讓民族干部大批地、盡快地成長起來。

　　華國鋒同志說，總理當時病情已經很重。他說了一會兒還要休息一下才能繼續說。他告訴我，你是中央代表團團長，要叫他們搞好統一，搞好民族大團結，軍政、軍民和各民族之間，要相互支持，互相學習，互相尊重。只有增強各方面團結，才能有一個安定的政治局面，才能發展經濟，改善和提高物質文化生活條件。在發展經濟的同時，還要注意保護好森林和各種自然資源，一定要造福于子孫后代。

　　華國鋒同志說，總理談的時間比較長，內容也比較多。從他那里剛回到家，又接到他打來的電話說：“我看過一部科教電影《養蜂促農》，可能適合藏民們學習、使用，你把它帶到西藏去，給那里的同志們看看。但是，你不要說是我周恩來送的，就說是國務院送的。”周恩來還說，他很想念西藏人民，因為身體條件不允許，不能去看望大家了，請他們理解。

　修史請別忘楊度

　　１９７５年９月下旬，周恩來的病情急轉直下，癌細胞迅速擴散，免疫力急劇下降，不得不中止了所有接待活動和幾分鐘的散步。有時進入昏睡狀態，醫護人員盡最大的努力，延長他的生命，減少他的痛苦。

　　１０月７日，周恩來突然清醒，他對秘書說：“你告訴王冶秋，‘籌安會六君子’之一的楊度，晚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為黨做了大量工作。請王冶秋將此情況轉告上海辭書出版社《辭海》修訂編輯委員會，在編寫‘楊度’這一人物條目時，要將這一史實寫入，以免日后湮沒無聞。”

　　楊度是位傳奇人物。他生于清光緒元年（１８７５年），湖南湘潭人。楊度曾留學日本，被選為中國留日學生聯合會副會長，與楊篤生等一起創辦《游學譯編》。后來，他為清廷出洋考察憲政五大臣起草報告，任憲政編查館提調。１９０７年他又主編《中國新報》，力主中國實行君主立憲制。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發后，任袁世凱內閣學部副大臣，與汪精衛等一起組織國事共濟會。１９１４年又任袁世凱政府參政院的參政。１９１５年，寫成了《君憲救國論》一文，一時風靡全國。同時，他還聯絡孫毓筠等五人組成“籌安會”，積極策劃恢復帝制，是當時全國皆知的“籌安會六君子”的重要人物。

　　袁世凱死后，楊度一度遭到北洋政府的通緝而亡命奔走。此后，楊度轉而投身革命，追隨孫中山，為中國的民主革命奔走呼號，十分用心。１９２７年，李大釗被張作霖逮捕后，楊度想方設法，多方營救，雖未果卻表現了他對革命事業的真誠。

　　楊度晚年，對蔣介石獨裁和殘殺中國共產黨人的行為十分憤恨和不滿，毅然于１９２９年周恩來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后，盡管楊度的生命只剩下兩年多時間，他卻為黨做了大量工作，特別是掩護革命，營救革命同志方面有著重要貢獻。對進步的愛國民主人士，如張瀾等也倍加關照。在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和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先后被捕叛變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處于萬分危急之中，楊度在周恩來的領導安排下，也協助黨做了許多事情，盡到他作為一名共產黨員的責任，保衛了黨中央的安全。由于楊度入黨后是和周恩來單線聯絡，外界知道的人極少，為怕這一重要史實埋沒，周恩來臨終前托王冶秋轉告《辭海》編委會，將楊度鮮為人知的一面記入其條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