婢女可以和男主人發生性關系，這似乎成了中國古代家庭里的一條“潛規則”。而中國古代男子也當然地把婢女當成自己，除妻、妾之外的泄欲工具。如《紅夢林》第六回中，“賈寶玉初試云雨情”，對象即是婢女襲人，“寶玉亦素喜襲人柔媚嬌俏,遂強襲人同領警幻所訓云雨之事.襲人素知賈母已將自己與了寶玉的,今便如此,亦不為越禮,遂和寶玉偷試一番,幸得無人撞見。”連襲人自己都覺得給寶二爺“試試”，是正常的。

　　實際上，男主人與婢女發生性關系并不是隨便來的，同樣受到限制，有的甚至因此被處分。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洛山分校歷史系教授姚平在其所著《唐代婦女的生命歷程》一書中記述，在唐代，男主人與婢女發生性關系很普通，甚至有官員攜寵婢在辦公室過夜，真是風流瀟灑。但也有代價，《唐會要》記載，“開成四年二月，刑部奏：大理司直張黔牟在寺宿直，以婢自隨。”張黔牟帶著婢女一起值班，受了處分，“合判官一任，當徒一年”。

　　婢女，讓中國古代男子滿足性欲的層次豐富了，但與納妾一樣，也不是什么樣男子都能蓄婢女的。明朝萬歷年間，鑒于普通人家蓄養奴婢現象出現較多，民風日下，左都御史吳時來申明律例六條，其中第一條是，“庶人之家不許存養奴婢”，“潛規則”對普遍男子是行不通。

　　那么，不準納妾、蓄婢，普通男子“包二奶”、嫖娼總可以吧？也不盡然。

　　“包二奶”應該是一個時尚的現代詞，實際上，在中國歷史上“包二奶”現象一直存在，一直不絕，并不是現代男子的創造發明。妻與妾在家庭地位上有明顯區別，但都是合法婚姻之內的，有婚姻關系。而“二奶”就不同，是不能作為丈夫家里人的，僅僅是“性伙伴”，是性的關系，說白了，就是單一滿足男子性欲的女人。

　　在唐朝，“包二奶”有一個專有名詞，叫“置別宅婦”，自然“別宅婦”就是古代的“二奶”啦。當“別宅婦”，在唐朝不算出嫁，所以“別宅婦”都屬未婚女性，即便生了小孩，也不能改變身份。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唐史專家黃正建認為，“別宅婦”往往就是“別第妓人，或“外婦”，養“別宅婦”即近于養妓。

　　一般情況下，男人在外地謀事，長期遠離妻妾，才會置“別宅婦”；還有一種是妻、妾容不下丈夫再討一房女人，只好安置在外面。如唐初禮部尚書任瑰“包二奶”就是不得已的事情。唐人張鷟所著的以記述隋唐兩代朝野逸聞為主的筆記小說《朝野僉載》中，有一個任瑰置“別宅婦”的故事：

　　初，兵部尚書任瑰敕賜宮女二人，皆國色。妻妒，爛二女頭發禿盡。太宗聞之，令上宮赍金壺瓶酒賜之，云：“飲之立死。瑰三品，合置姬媵。爾后不妒，不須飲；若妒，即飲之。”柳氏拜敕訖，曰：“妾與瑰結發夫妻，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官。瑰今多內嬖，誠不如死。”飲盡而臥。然實非鴆也，巨夜半睡醒。帝謂瑰日：“其性如此，朕亦當畏之。”因詔二女令別宅安置。

　　從上面可以知道，任瑰“包二奶”是因為怕老婆，連李世民的“毒酒”都敢喝下肚子，任瑰把敕賜的二個宮女帶回家，不是找麻煩么，只好重新找房子，另外安置。順便說一下，給婦人所住的“外宅”或買房，或租房，或借房，這與今天有錢的大款可以購一處房子給“二奶”，有權的官員可以把情婦養在高檔賓館的長包房里，極為相似。

　　唐玄宗時期，別宅婦曾一度被禁。《唐會要》（卷41）記載：“開元三年二月敕：‘禁別宅婦人，如犯者，五品以上貶遠惡處，婦人配人掖庭’。”李適當皇帝時，翰林學士吳通玄娶宗室女為外婦（“別宅婦”），還作為一大罪狀，被人告到李適面前。可見，有權有勢的唐代男人“包二奶”，也是要小心謹慎的。一直到唐朝后期，男人置“別宅婦”才放開，官方是睜一眼閉一眼。自然，置“別宅婦”非一般男子所能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