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科學(xué)研究表明，一個家族的男人往往在天性上和思維方式上有著驚人的相似。看來這話不假，朱元璋的殘忍在他的子孫身上如同密碼一樣流傳著。他的兒子永樂帝是在燕王位上通過造反，推翻了建文帝而登上寶座的。這個皇帝對歷史的唯一貢獻大約只能算是修了《永樂大典》，而其殘忍與陰損刻毒，和朱元璋相比真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永樂的皇位來得不正，這是天下都知道的，但刀把子出政權(quán)，當他一旦推翻了他那個文弱倒霉的侄兒，遂開始報復(fù)性地迫害建文手下的臣子們。這些“奸惡”，有的被剝皮，有的被油炸，死得花樣別出而又痛苦萬狀。即使如此，仍是難以消解永樂心中的憤怒，余下最陰毒的一招就是將這些“奸惡”的妻子、女兒、姐姐、妹妹，總之一切女性親屬，包括五十六歲的老太太在內(nèi)，一律罰做官妓。

　　做了官妓還不解恨，因為按大明的制度，官妓們是坐在妓院里靜候嫖客上門的。想必那時官妓的生意不太好，永樂看在眼里急在心上，靈機一動，下令不許這些奸惡者的女眷坐在妓院里當坐商，而是送到兵營去，“轉(zhuǎn)營奸宿”，也就是一個軍營接一個軍營地巡回，以便能有盡量多的男人凌辱她們。史料上明明記載：

　　“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順門口奏：‘齊泰妹及外甥媳婦，又黃子澄妹，四個婦人，每一日夜，二十余條漢子看守著，年少都有身孕。除生子令作小龜子，又有三歲女子，奏請圣旨。’奉圣旨：‘由他，不的到長大便是個淫賊材兒。’”

　　“鐵鉉妻楊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張女，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張氏旋病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門奏。奉圣旨：‘分付上元縣抬出門去，著狗吃了。欽此。’”

　　兩道圣旨，看得人心里發(fā)毛，所謂圣明之君，原來在如何更野蠻地處罰手無寸鐵的婦女時也顯得特別有創(chuàng)意：每夜令二十多條漢子奸宿一個家破人亡的苦命婦人，一旦死了，則抬去喂狗；才三歲的女孩子，就決定她長大了“便是個淫賊材兒”。

　　終其明世，程朱理學(xué)為天下第一顯學(xué)，操持理學(xué)的業(yè)儒們一向虛偽地要求非禮勿視、非禮勿動，甚至探討起嫂子一旦落水，做小叔子的伸手援助她，是否也會有干名教之類的荒謬問題。這種思想一旦被官方承認為社會精神的主流和時人的道德準則，人性必然趨向于隱忍、虛偽和做作；而人之惡則是與生俱來的，在這種似是而非的理論的規(guī)導(dǎo)下，惡有可能被暫停，卻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正如堵不能治水，只有疏才能治水一樣。理學(xué)對人之惡便如同是堵水，一旦大壩崩潰，帶來的災(zāi)難將會更大。

　　整個大明近三百年間，這種從太祖朱元璋開始的殘忍一直不曾斷絕過，它竟然如同傳家寶一樣在這個猥瑣而歹毒的家族中流傳。

　　大明以前，統(tǒng)治者對知識分子還保持著一定程度的尊敬和克制，但到了大明，知識分子的自由度沒有了，連人格尊嚴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損傷。除了屢次文字獄外，便是那發(fā)明于朱元璋的廷杖——當場脫了褲子在大堂之上打屁股。這一處分方式原本始于東漢，得名于三國的東吳，但朱元璋之前的一千年間，都只是一種偶然采用的處罰，到了朱元璋手里，才成了常刑。這種刑罰，除了可以根據(jù)皇帝的意愿或者把人打死，或者把人打殘外，還能最大程度地羞辱受刑者，能夠從精神和肉體兩個方面來使受刑者痛苦不已。而這些受刑者，大多數(shù)是極力推崇理學(xué)的儒者，事情就是這樣的荒唐。這就是歷史，絲毫不給我們的想象和邏輯留一點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