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壽趁熱打鐵說:“哥哥，那你就不打算回家看看？”周恩來斬釘截鐵地回答:“沒有打算！”

　　周恩壽仍據理力爭:“你是總理，你回去有光宗耀祖之嫌，我平民百姓一個，難道也不能回去看看嗎？”

　　周恩來沒有絲毫退讓之意:“不能，就因為你是周恩來的弟弟！你想想，如果你回去，縣委能不派人接待你陪同你嗎？明擺著要給地方的同志增加負擔。添麻煩的事，你又何必去做呢？”

　　1965年春節前夕，周恩壽得悉周恩來要平掉淮安祖墳時，再次提出專程回故鄉料理此事，既為哥哥分憂、帶頭移風易俗，又實現自己探望故鄉的愿望，一舉兩得。當他提出這個請求時，周恩來還是拒絕了，堅持讓侄兒周爾萃回去辦理此事，還是那個道理:“你的身份不同，是周恩來的弟弟。你回去后，省里、縣里都要接待你，既影響人家工作，又造成浪費。還是等在西安的爾萃回去辦吧，他母親在淮安，是探家，不會驚動地方領導。”

　　這一思想，貫穿了周恩來的一生，也是周恩來沒能回老家的主要原因。周恩來不僅自己堅持這樣做，而且他的同胞兄弟也被迫作出情感上的犧牲，在有生之年沒能回淮安老家看看，留下終身遺憾。周恩壽臨終前曾動情地對夫人說:我死以后，你們要把我的骨灰送回淮安去，在我老家的后院小時種過菜的地方深埋，讓我回到家鄉去看一看。

　　不想讓自己的家獲得任何特權或照顧

　　華裔英籍學者韓素音在其所著的《周恩來與他的世紀(1898～1998)》一書中認為:“周恩來沒有回淮安，因為他明白，他如果回去，他的各門親戚馬上會得到地方官員青睞和特殊照顧……這是難以避免的。”“盡管他在那里的童年生活并不愉快，但是他并不怨恨那里的房屋，也不討厭淮安。他只是不想讓他家獲得任何特權。”

　　周秉德曾聽成元功等幾位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人員算過一次，僅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兩年間，前來敲西花廳大門、自稱是周恩來親戚的不少于100人。

　　1963年7月22日，周恩來在為北京市高等學校應屆畢業生所作的報告中，談到過好“五關”時也曾提到:“我參加革命的時候，一個親戚也不來找我。解放后，來到北京，當了總理，都來了，有100多人。”這些人當中，難免有些人是想要得到特殊關照的。正因為如此，1964年6月，周恩來在京劇現代劇座談會上再次談到過“五關”時說:“我常說改造并不是把共產黨除外，而是把我們自己擺在里面。每個人都要一直改造到老，改造到死，這才是一個徹底的革命者。”比如:“對親屬問題，建國以后我就下了個決心。我說，我那個家暫時不要回去。為什么？我是個封建家庭出身的人，你回去，你不一定見他，他就可以拿你的名字到處吹噓，他說他是總理的什么人，那個地方就受壓力。”由此可見，周恩來之所以沒有再回故鄉淮安，不是因為對淮安沒有感情，而是不想讓他家乃至家鄉獲得特殊照顧。

　　事實也確是如此。住在故居的八嬸母一次患病，被縣委送到淮安縣人民醫院治療。周恩來獲悉后，寫信給淮安縣委:“前幾日接到縣人民醫院一信，知我嬸母的病最近又復發。陶華來信說你們也常派人去看望和治療。謝謝你們親切的關心和照顧。”他在信中還特別提到:“我嬸母的病我知道是無法治療的，今后一切治療還要麻煩你們(請縣人民醫院治療好了)，不要向外地轉治。如果治療無效，一切后事也請你們代為辦理。但要本著節約和簡樸的精神辦理。現寄去200元作為治療和辦理后事的費用。如不夠時，請你們先墊付，事后說明支付情況，我再補錢去。”八嬸母去世后，他再次致信淮安縣委的負責同志，寄去嬸母安葬費、善后費及尾欠墊款25元，并叮囑:“我嬸母家還有陶華等人，今后她的生活費用均由我這兒接濟，請當地政府對她勿再予以照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