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1月，《今日中國》推出了抗戰美術特輯。與《日本》畫報的排版風格極為相似，該特輯在壁畫專欄中使用了跨頁版式刊載了黃鶴樓壁畫的現場圖片。這幅很可能由政治部三廳提供的照片，反映了中國軍人及市民在壁畫前駐足觀看的場面，并在說明文字中提供了壁畫的詳細尺寸和參與制作的畫家人數：“軍委會政治部于1938年在武昌黃鶴樓所制之大壁畫，長150尺，高40尺，參加工作之畫家達二十余人。”

與日方對大壁畫的報道重在宣揚“占領”和“勝利”的意旨有所不同，該特輯主要報道了抗戰初期中國藝術家參與抗戰宣傳的盛況。編者在序言中強調了全國藝術家都集中在全國美術界抗敵協會、全國木刻界抗敵協會以及全國漫畫界抗敵協會的組織下工作，從后方到前線、從國內到國外，利用展覽會、出版物、墻頭壁報及招貼傳單的各種形式，為國家服務。這份專輯的主要意圖在于向外界彰顯中國美術界在抗戰中的大團結，及由此產生的美術創作的新動向和繁榮面貌。由畫家集體創作的黃鶴樓大壁畫赫然出現其中，無疑強化了這一意旨。

緊接著《今日中國》美術特輯的刊行，同年12月，日本支那派遣軍報道部出版了報道攝影畫冊《征服華中》（《中支を征く》，其中刊用了小柳次一拍攝的另一張黃鶴樓壁畫的照片，標題為《武昌黃鶴樓前敵人的壁畫》。

似乎為了突出日軍在“武漢攻略戰”中的“犧牲精神”和“慘烈程度”，編輯在大壁畫的右側還刊載了一幅日軍士兵掛著戰友骨灰盒行軍的照片。與1938年底著重于“高揚戰意”的宣傳意旨已經有所變化，日軍在戰爭初期極力避免的持久戰此時已經成為不得不面對的事實，士兵的大量傷亡也越來越成為日本國內讀者關切的話題。而在此之后，日軍的宣傳重心逐漸轉向太平洋戰場，揶揄一幅作為特殊戰利品的中國抗戰壁畫，顯然不再對日本讀者構成吸引力。

中方關于大壁畫的報道繼而出現在1942年，倫敦威廉＋諾蓋特公司 （Williams &Norgate）公司出版發行的英文宣傳畫冊《圖像中的中國》（Chinain Pictures），在該畫冊的“戰時中國美術”欄目中重新刊用了《今日中國》雜志中的同一幅壁畫照片，說明文字亦照錄后者（圖③）。

1947年，抗戰勝利后由曹聚仁和舒宗僑編輯的《中國抗戰畫史》，在武漢會戰的章節轉載了《征服華中》所刊載的壁畫照片。這也是中方首次在出版物中使用日方拍攝的相關圖像，但編者對這一照片的說明——“身負骨灰之日軍（前第三人）走過黃鶴樓”，顯然出于誤讀，可能是對日方出版物中的說明文字引用不慎所致（圖④）。在中國抗戰經歷了巨大而慘烈的犧牲之后，將照片中日軍士兵以槍刺挑起的包袱誤讀為骨灰盒，也未嘗不是編輯們憤恨心態的微妙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