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凱瑟琳·卡爾，一位美國的業余畫家描述了自己看到的慈禧的真實容貌。正如一個美國人所言：“她是一個皇帝的生母，一個皇帝的妻子，她立了一個皇帝，她還廢了一個皇帝，她統治了國將近半個世紀——而所有這些都發生在一個婦女沒有任何權利的國度。說她是19世紀后半葉最了起的女人，這不算是夸張吧？”

　　慈禧晚年喜歡為自己畫肖像，曾以厚金聘外國畫師進宮供役。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俄國沙皇古拉二世和皇后將一幅八英寸著色全家照，命駐華公使贈送給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當她看到攝影畫像快而方便，并且神情酷肖，效果更為真實時，躍躍欲試的心情便日益強烈，對照相產生濃厚興，想親身領略一下其奧妙了。

　　攝影在當時主要還是采用玻璃版底片或干片，它的成像程序復雜，全部照相材料均須進口，成本昂貴。如今故宮博物院內珍藏著大量當年所攝的玻璃底片和照片，其中僅慈禧一人晚年所拍照的三十余種裝束、神態各異的照片就有百余張，大多系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其七旬壽辰前的留影，都是由清廷曾駐日、法公使三品卿銜裕庚的次子勛齡所攝。

　　慈禧為了照相，特傳御旨在其頤和園寢宮樂壽堂前搭席棚，用布景屏風為襯，并按殿內樣式布置豪華的陳設。當時頤和園內雖已有電燈，但不具備用于攝影的照明器材，為了突出主體人物式的立體形象，又不觸犯慈禧所忌諱的陰陽臉，提高成相的清晰度，只有利用自然的散射光，方可使其“尊容”拍攝達到最佳效果。慈禧在照相之前，要親自翻閱歷書，選定吉日良辰。拍照時常命御用攝影師勛齡為其連續拍上幾張不同姿態的宮裝像，并迫不及待地命令將每張放大數幅，還要速將尚未上光的帶水的樣片呈奉御覽。

　　慈禧太后對拍照禁忌的開戒來由，據史料記載是因為一些西方國家政要為加強與清朝政府的聯系而討好掌握實權的慈禧太后，曾征招畫家來中國為她畫像。清朝在紫禁城里曾居住過十個皇帝，自康熙、雍正、乾隆“盛世”，即有洋畫師如郎世寧等人供奉內廷被破例賞予職銜頂戴，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皆較優越。道光、咸豐年間的鴉片戰爭導致中西方交惡，洋畫師在內廷銷聲匿跡。到慈禧太后“垂簾聽政”，才有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美國駐華公使康格的夫人推薦美國女畫家凱瑟琳·卡爾(Cathleen Carl 1858—1938)入宮畫像，此后又有荷蘭畫家華士·胡博(Hubert Vos)于1905年入宮為慈禧畫像。

　　慈禧太后是清朝最高統治者中唯獨同時擁有西方文明的油畫肖像和攝影照片的人，她在畫像和拍照過程中的表現，果然顯示了帝王的權勢威嚴和中西文化沖突。卡爾回憶在宮中受到慈禧太后熱情的上賓款待，給她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慈禧在宮中的絕對權威：“其威嚴之容，有足使人震懾至不可方物之魔力”，“能使大小百官俯伏于寶座之下”。

　　這位被慈禧稱為“柯姑娘”的洋畫家在宮中一住就是9個月，成為唯一得以近距離觀察慈禧和中國宮廷生活的西方人士。對于這最初帶著強烈政治目的、而后被慈禧深愛的個人第一幅油畫像，慈禧特別重視地擇定黃道吉日開筆和完成，清廷特派皇族代表溥倫專程護送到美國圣路易博覽會陳列，借以顯赫于天下。這番畫像經歷，也成為了中國近代社會文化的一起戲劇性“改革開放”事例。

　　凱瑟琳·卡爾幸運地得到慈禧的協作，總共繪制了4幅慈禧太后的油畫像，并近距離切入到當朝奢華的宮廷生活。隨著畫像工作的進展，西方造型方式與中國傳統繪畫習慣不期然地形成了觀念沖突。

　　卡爾回憶道：“他們希望細部越詳細越好，不想要陰影。如果只考慮太后一個人的話，她很有鑒賞力，人也開放，最后總會給我更多自由；但她也不得不遵守傳統，在繪制中國帝后的肖像時，傳統和成規必須不折不扣地得到遵循才行。……當我明白我將不得不運用傳統的方法來表現太后那異常吸引人的性格、將它平庸化時，我就不再對我的工作充滿開始時的那種熱情了。我頭疼連連，內心反抗激烈，花了很大的勁才安下心來做這不得不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