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和他一樣經受磨礪的那些人，以及他們一共經歷的過去，如今在我們眼里都成了一個個傳奇。黃永玉曾在香港《大公報》工作過一段時間。交游甚廣的黃永玉與蕭干、聶紺弩等人都結下深厚友情。與他在同一間辦公室辦公的同事查良鏞，后來成為大名鼎鼎的“金庸”。1998年，香港大學邀請黃永玉舉辦名為“流光五十年”的畫展，與這位昔日同事重逢。黃永玉脫口而出：“小查！”金庸笑道：“現在恐怕沒有幾個人叫我小查了吧？”香港有一家電視臺找黃永玉，請他談談金庸。“我說，查良鏞根本不適合寫武俠小說，他應該干別的事，他怎么會寫起武俠小說來了呢？”

　　他的好友包括后來被稱為“風流才子”的香港詞作家黃沾。當年他正狼狽不堪，與林燕妮鬧分手，又投資電影公司經營失敗，負債累累，弄得他無家可歸。很多人都不敢搭理他，只有黃永玉前去安慰，他安慰的方式非常特別：“失戀算什么呀，你要懂得失戀后的詩意！”黃沾一聽火冒三丈，大聲怒罵：“放狗屁！失戀得都想上吊了，還有什么詩意？狗屁！”

　　“2004年，湖南電視臺去香港采訪，還把黃沾叫到我的家里來訪問。記者向他提起這件事，他說：‘對啊，別人都希望我死掉，就是黃永玉老大哥，寫詩安慰我。’”未料一周后，才63歲的黃沾就去世了。好玩的朋友又少了一個……

　　就像他會在失戀中尋找“詩意”來安慰黃沾一樣，不管時勢如何復雜多變，黃永玉總是以他獨特的人生哲學應對。就像那荒漠中奮力生長出來的植物，任環境惡劣，也毫無顧忌地展現自己的生命力。

　　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買什么東西都要憑票供應，黃永玉也不例外。可是他把全家的布票省下來，集中到一起，然后買了一塊很厚的布，干嗎？做了一個帳篷！——這樣的主意恐怕只有黃永玉想得出。

　　從此以后，星期天的時候就會看到黃永玉帶著妻子兒女，背著這頂特別的帳篷，到郊外露營去了。“‘文革’之前北京的治安很好，晚上在外面過夜也很安全。今天到十三陵水庫那邊，明天到玉淵潭后面，然后到櫻桃溝，哪里都去過。”那么苦的日子，也可以被他過得有滋有味。

　　在政治那根弦一直緊繃的年代，他的舉止很快就招致“資產階級作風”的批評。關于這方面，第二個證據是打獵。黃永玉有一把雙筒獵槍，周末時他就背著獵槍到京郊，打些野雞野兔之類的，其實是想給家人補充點營養。“資產階級作風”的呼聲越來越高，引起一位延安時期很“左”的老干部帶任務到黃永玉家里來實地考察，看看“資產階級”到底嚴重到什么程度。“我家里條件當然比他們差多了，老干部看了看，說，‘其實你也不怎么資產階級。可是為什么大家就感覺到你是資產階級呢？’我想大概是因為我愛看外國書，也聽交響樂，又養狗，又打獵，他們認為我思想上‘資產階級’了。”

　　“其實哪個資產階級周末不在家里好好地待著，非要去野外去挨凍或挨蚊子咬？打獵要步行，每一秒鐘都要觀察四周。所以一次經常要走70多里的路，非常辛苦。資產階級愿意這么走嗎？他們沒有這種生活，所以才會有這種誤解。”

　　“文革”期間，黃永玉一家被趕到一間簡陋的小房子里。房子緊挨人家的墻，光線很差，白天都要開日光燈。“我就想，那我畫一個大窗吧！”于是一面墻上多了一個兩米多寬的大“窗戶”，燦爛的鮮花在“窗外”綻放，還有明亮的太陽，頓時滿屋生輝。有這樣的人生態度，也難怪他的作品既充滿天真稚氣，又洋溢著熱情豪放，總是給人以溫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