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有錢，那么有權威。在中國，導演權勢只存在喊預備、開始、停機的時候。”資方和名導之間誰更強勢？張一白說：“現(xiàn)在很多導演都和投資方有摩擦。為何開始惺惺相惜，到后來大多相互埋怨呢？問題的癥結(jié)在于，導演到底應該擁有多大的話語權？”

　　張一白用導演和資方管理人員兩個身份來看待同一個問題：“不得不承認，很多投資方缺乏專業(yè)人才為他們做判斷，往往是一些非專業(yè)人士通過道聽途說來對導演的工作粗暴干涉，這種現(xiàn)象很嚴重。但導演忽悠投資方的現(xiàn)象也大把存在。在中國電影的現(xiàn)階段，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也是正常的。要解決這個問題，一靠通行的規(guī)矩，二靠平臺的專業(yè)化。換句話說，一要看導演有沒有專業(yè)的市場態(tài)度，二要看制片方有沒有一個專業(yè)的藝術判斷。”

　　“資方和導演要長久合作，就不能存在誰強勢誰弱勢的問題，”張一白說，“真正成功的導演都已經(jīng)解決了這個問題，比如說馮小剛（微博），他和華誼能合作這么久，一定解決了彼此的地位問題。一個好導演必須解決它，不然無法保證你創(chuàng)作作品的延續(xù)性—當然，你不能舉張藝謀和張偉平這種關系為例。”說到這里，張一白笑了笑，隨后補充：“他們合作了這么久，應該之前也曾解決過這個問題。”

　　“二張”當年情

　　張偉平也曾說張藝謀不愛說話，沒有太多朋友，他不太善于交際，交友也很謹慎。不過讓人覺得諷刺的是，就算張藝謀這樣謹慎花了20年時間交到的這個朋友，最后還是無情地反面了。

　　兩人相交本是偶然，張偉平在2004年接受《看電影》雜志采訪時曾提到他與張藝謀的相識是在一個朋友的聚會上，那時張藝謀剛拍完《紅高粱》，“當時我太太是鞏俐的影迷，我當時在醫(yī)院做藥劑師工作”。只有高中學歷的張偉平出身部隊家庭，1989年他成為西門子公司駐北京代表處的經(jīng)理，不久后下海經(jīng)商，憑著深厚人脈做起航空食品、藥品、房地產(chǎn)生意，成為上世紀90年代初先富起來那一批人。1996年，張藝謀因為拍攝《有話好好說》遇到資金困難，張偉平與另一個朋友加入投資，從此進入張藝謀的核心生活圈。

　　“藝謀可愛起來有點像個孩子。”“作為張藝謀同志的鐵哥們兒，我有義務成全他。”言猶在耳，但到了16年以后，張藝謀的出走，讓苦心經(jīng)營“二張”組合多年的張偉平雞飛蛋打。張偉平曾經(jīng)罵別人“借罵張藝謀炒作自己的，都是人渣！”但如今，他自己也成了“罵張藝謀的人”。

　　“連大師都說，我們倆陰陽結(jié)合得非常好。”和平時期，張偉平曾這么描述他們的關系，在張偉平看來，他是陽，張藝謀是陰，但張藝謀出走以后，張偉平成了怨氣沖天的那一個。更要命的是，兩人多年的合作從來沒有簽過一紙合約，全是靠口頭協(xié)議，這情形很像同居多年的男女，男的跑了，女的哭天搶天，但清官難斷家務事，誰說得清。這是打不起的官司告不起的狀，只有通過媒體把事情放大放大再放大，利用輿論壓力進行某種報復。

　　在旁人看來，這或許也是張偉平急于要把張藝謀拉回戰(zhàn)圈，步步緊逼的原因吧。(時代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