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7月1日電 中國證監會上海監管局近日披露的一份《行政處罰決定書》顯示，2013年9月24日至2020年6月3日，劉某任職上海海通證券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期間，違反《證券法》關于禁止從業人員借他人名義持有、買賣股票的規定，被罰沒超1億元。
截圖自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上海監管局違法“炒股”交易147億元
據《行政處罰決定書》，2013年9月24日至2020年6月3日期間，劉某先后任上海海通證券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員、投資經理、權益投資部副總監(主持工作)，為證券從業人員。
2013年9月24日至2020年6月3日期間，劉某先后利用“秦某珍”海通證券信用賬戶、“許某蘭”海通證券信用賬戶、“周某玲”海通證券信用賬戶、“王某華”海通證券普通賬戶及“毛某東”海通證券信用賬戶(以下簡稱“秦某珍”等5個證券賬戶)持有、買賣股票，通過劉某個人使用的手機和電腦設備委托下單共計24623筆，占總委托下單筆數的89.37%，累計交易金額14,682,496,752.69元，盈利54,638,669.34元。
上述違法事實，有相關情況說明、相關證券賬戶資料、銀行賬戶資料、詢問筆錄及交易所計算數據等證據證明，足以認定。
截圖自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上海監管局證監會上海監管局認為，劉某作為證券從業人員，利用“秦某珍”等5個證券賬戶持有、買賣股票的行為，違反了《證券法》第四十條第一款關于禁止從業人員借他人名義持有、買賣股票的規定，構成《證券法》第一百八十七條所述“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禁止參與股票交易的人員，直接或者以化名、借他人名義持有、買賣股票”的違法行為。
當事人申辯罰款金額過高，遠超承受能力
劉某及其代理人在兩次聽證會和陳述、申辯材料中提出，本案盈虧計算不當，劉某使用證券賬戶內資金由劉某和毛某東共同出資，收益部分歸毛某東，建議重新計算本案盈虧。
截圖自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上海監管局劉某及其代理人認為，劉某的案涉違法行為分為3個階段。其中，2013年9月24日至2015年5月期間，劉某買賣股票的行為已過行政處罰追責時效；2015年6月至2019年12月期間，劉某買賣股票的行為應認定為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不應認定為從業人員違法買賣股票，根據從輕和特別法優先的法律適用原則，應當適用《證券法》第一百九十一條；2020年1月至2020年6月3日期間，劉某已將毛某東、王某華、周某玲等3人的證券賬戶、銀行卡、U盾等全部交給了毛某東，由毛某東自行交易，不存在違法行為，不應予以行政處罰。
同時，劉某存在自動中止違法行為的從輕情節，建議對劉某予以從輕處理。《行政處罰事先告知書》中確定的罰款金額過高，遠超當事人承受能力。
監管部門認定處罰幅度適當
經復核，證監會上海監管局認為，結合在案證據，2013年9月24日至2020年6月3日期間，劉某先后利用的“秦某珍”等5個證券賬戶的資金來源于劉某。沒有證據顯示證券賬戶內資金存在由毛某東出資、收益歸毛某東的情況。本案盈虧計算并無不當。
截圖自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上海監管局劉某在2013年9月24日至2020年6月3日近7年的時間內先后利用“秦某珍”等5個證券賬戶持有、買賣股票的行為構成一個違法行為整體。本局于2020年8月對本案進行立案調查，并未超過追責時效。2013年9月至2020年6月期間，劉某存在利用他人證券賬戶持有、買賣股票的行為，該行為持續到現行《證券法》施行之后。2014年修正的《證券法》及現行《證券法》均禁止證券從業人員違法持有、買賣股票行為，且對該行為處罰幅度未作調整，故不適用“從舊兼從輕”原則。2020年1月至2020年6月3日期間，案涉的“毛某東”海通證券信用賬戶、“周某玲”海通證券信用賬戶和“王某華”海通證券普通賬戶3個賬戶雖由毛某東操作，但其操作是為劉某服務，賬戶資金來源于劉某，涉案期間證券賬戶中的股票實際持有人為劉某，認定該涉案期間劉某行為違法無誤。
證監會上海監管局認為，對劉某處罰建議已綜合考慮了違法事實、情節與社會危害程度等因素，確定的處罰幅度適當。結合在案證據，劉某并未主動中止違法行為。劉某提出的家庭情況困難，不屬于《行政處罰法》規定的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行政處罰的情形。
根據劉某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與社會危害程度，依據《證券法》第一百八十七條的規定，證監會上海監管局決定：責令劉某依法處理非法持有的股票，沒收劉某違法所得54,638,669.34元，并對劉某處以54,638,669元罰款。(中新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