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對毛澤東無限崇拜，正因為如此，做毛澤東的老學生、好學生，就成了郭沫若后半生的唯一使命。以至于“文革”前夕，郭沫若為毛澤東《清平樂?蔣桂戰爭》手跡發表而撰文注解時，竟稱毛澤東的詩詞是“詩詞的頂峰”，稱其墨跡是“書法的頂峰”，與林彪的“頂峰論”正好形成呼應。最奇特的是，郭沫若論毛澤東詩詞墨跡還能與毛澤東高度贊揚的林彪的“四個第一”結合起來：

　　……（毛澤東的墨跡）寫得多么生動、多么瀟灑、多么磊落，每一個字和整個篇幅都充滿著豪放不羈的革命氣韻。

　　在這里給我們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人，乃至從事任何工作的人，一個深刻的啟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這“四個第一”的原則，極其靈活地、極其具體地呈現在了我們的眼前。

　　但所有這些，并沒有能夠庇佑“文革”中的郭沫若。

　　“文革”“春雷”炸響前夜，郭沫若已成驚弓之鳥。從1965年年底開始，郭沫若不時接到向他挑戰的來信來稿，比如對郭沫若《滿江紅?領袖頌》的詩句：“聽雄雞一唱遍寰中，東方白”，就有人叱責說：全國人民都唱《東方紅》，你為什么要說“東方白”？用意何在？

　　還有人質問：“國防文學”是投降主義的口號，你為什么在抗戰的時候支持這個口號？

　　置身危崖，滿耳風濤。1966年中國科學院春節團拜和政協常委春節團拜，郭沫若都不敢坐到主席臺上去。1月29日，他給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寫了一封辭職信。

　　郭沫若的辭職沒有被允準。毛澤東否定了“二月提綱”，并在聽取匯報時專就郭沫若問題發了一番議論。以往發動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毛澤東總要把郭沫若當作保護對象，提出“不能批判郭老”。毛澤東還講過，學術批判要有一個界限，要樹立幾個標兵，郭沫若、茅盾、范文瀾、翦伯贊四個人不能批。這次毛澤東也重申“郭老、范老兩老要保護。郭老是好人”，“功大于過”。但這次毛澤東的“保護”和以往不同：多了一個前提——兩人“還是要作一點自我批評為好”。這就是說，不批判郭沫若，并不是因為他沒有可批之處，只不過對他寬大為懷，但他應該有自知之明，應該率先請罪以爭取主動。

　　3、

　　“焚書”檢討震驚中外

　　這層深意，政治上一向敏感的郭沫若自不難領會。4月10日，《解放軍報》公布了江青根據毛澤東授意炮制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攻擊建國以來文藝界“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的結合。”郭沫若的大部分成名作品是在“黑線”專政時期創作的，建國以來他又一直位居文藝界高位，郭沫若因此更為惶恐不安。

　　4月1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擴大）會議在京舉行，身為人大副委員長的郭沫若，在聽了文化部副部長石西民所作的《關于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報告后，即席做了自我檢討，把自己的作品整個兒否定了———“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在上海組織人馬起草《五?一六通知》的康生如獲至寶，電話指令《光明日報》盡快發表郭沫若的檢討。這篇全盤否定自己和全盤否定知識分子的檢討書備受毛澤東青睞，于是，大筆一揮：同意見報。這篇奇文就在4月28日《光明日報》上登了出來，題目是《向工農兵群眾學習，為工農兵群眾服務》。5月5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全國各報也都相繼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