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王年一著《大動亂的年代》，2009年5月第1版，人民出版社。迄今，中國大陸出版的“文革”史寥寥無幾，而《大動亂的年代》的前言強調，該書經過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專家審讀，由國家新聞出版署批準出版。）

　“破四舊”展覽記

　　■ 本刊記者 杜興

　　 1966年10月的一個下午，丁大華突然接到命令：啥都別干了，準備行李，去北京！那一年他27歲，是解放軍第66軍駐天津某部宣傳干事。抵京后，被送到北京展覽館。

　　張國義和高玉森也來了。他倆當時均為18歲，在匯文中學念書，一個班，“老在一塊玩”，一個多月前，又一并加入了紅衛兵。

　　不止是他們，200多個來自解放軍、北京各院校紅衛兵組織、公安部及市公安局、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等單位的 “骨干”，也陸續來展覽館報到。新的“革命工作”，是籌辦一場大型展覽。

　　展覽的名稱，丁大華回憶，最初叫“首都紅衛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抄家戰果展覽會”，“抄家”，是“破四舊”的方式之一。而張國義和高玉森卻記得，籌辦時的名稱是“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成果展覽會”，展覽“破四舊”的東西。

　　籌辦

　　此時，北京的 “破四舊”運動已經接近尾聲。但籌辦展覽，必先調查研究“輝煌戰果”。展覽會的牽頭單位是“林彪辦公室”，丁大華等人身穿軍裝，配有軍車，隨意出入各個“抄家”倉庫。

　　在北京大學等高校，在中國文聯，丁大華看到大量古籍線裝書和文物古董，以及所謂“封資修”的私人用品，封條上貼著馮友蘭、翦伯贊、尚鉞等人的名字；尚鉞收藏使用的幾十把扇子，也成了“修正主義罪證”；從田漢、老舍、蕭軍、駱賓基、端木蕻良等著名作家里，以及馬連良、荀慧生、白蕓生等著名京劇演員家里，也抄出成堆的字畫和藝術品。

　　有一天，張國義在街上走，突然被一個老太太攔著，交給他一個瓷罐：你拿走吧。“因為我胳膊上戴著紅衛兵袖章。”張國義說，“當時覺得，這個人還真主動。現在想來，她可能是害怕。”

　　事實上，在籌備展覽的過程中，丁大華們發現，不少所謂的“抄家”大案要案是捕風捉影。有一項“戰果”是，參與殺害李大釗的一名兇手被揭發并抄了家。趕過去一看，所謂的證據，只是有“造反派”聽說某人解放前曾在北京第一監獄當過偽警察。“但我粗略估算，李大釗遇難時此人只有七、八歲，他怎么可能在監獄工作？”丁大華說。

　　籌備工作中的一項，是觀看“破四舊”的原始記錄片。丁大華記得，畫面幾乎都是紅衛兵直接破門而入，任意翻找，屋主小心翼翼地站在角落。“連續看了一個星期，千篇一律，看得人頭昏腦漲的。”

　　在“抄家”的高潮中，北京也發生了幾起“反抗”事件。崇文區攬桿市的一個市民，用菜刀砍傷了來抄家并暴力批斗他和家人的紅衛兵。這個市民是丁大華一個朋友的父親。

　　展覽

　　經過8個多月的漫長籌辦，1967年6月2日，“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展覽會”才開幕。展覽名稱里，將“成果”兩個字抹掉了。張國義和高玉森回憶，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剛開始說‘成果’，大家主要關注破四舊抄來的物品，后來說，這造反要講什么政治意義，做了很大的調整”。

　　北京大學教授印紅標的研究印證了張、高兩個人的說法。印紅標調查發現：1966年就開始籌備的紅衛兵破四舊展覽會，后來因為造反派的興起而被擱置，到1967年6月開幕時索性改為革命造反展覽會，以造反派斗爭黨內“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司令部”為主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