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古代官員中讀書人的比例很高，但真正精通文史、懂得古玩書畫的人很少，附庸風雅而已。這就更不用說那些通過亂七八糟途徑邁進仕途的高官顯貴們了。端方死后，人們在他的藏品中發現了許多贗品以及很多并不出眾的收藏品。據說，端方對古玩字畫的判斷完全仰仗于手下那些同樣不甚明了的幕僚，評判的標準一是靠送禮者的吹噓，二是看書畫作者的名氣。只要端方一類官員認為禮品有價值，送禮者完全可以尋些贗品或者次品去充數，以此降低送禮成本。

　　為收潤筆費

　　張之洞為惡人寫墓志銘

　　投其所好也好，送書畫古玩也好，都有一個“送”字，不能完全消除“利益輸送”的痕跡。那么，如何才能和官員搭建起“勞動關系”呢？最常見的做法就是請官員題字、寫文章，然后給官員一筆不菲的潤筆。

　　潤筆收入，是明清官員重要的收入來源。明朝中期后，社會上逐漸形成向官員購買墨寶和文章的風氣。百姓向官員、下級官員向上級官員有事沒事就來求字、求文。官員們“勉為其難”地應承下來，寫完后再半推半就地接受不菲的潤筆。到清朝，這股風氣越來越盛，潤筆費用越來越高，成為官場半合法的收入，占了部分官員收入的大頭。

　　據說張之洞擔任湖廣總督的時候，一次因為興建近代事業缺錢，就打起了潤筆的主意。有個富豪的父親生前名聲極差，為了粉飾父親的生平，更為了“漂白”父親的惡行，他就迫切想讓張之洞出面為父親寫個墓志銘。有個最高父母官的肯定，誰還敢說父親的壞話？張之洞還真寫了。他科舉高中，翰林出身，寫歌功頌德的文章自然不在話下。不過，潤筆的費用也不低。一字千金，張之洞按照一個字一千兩的價格向富豪狠狠敲了一筆潤筆費用。他此舉好的一面是把這筆巨額潤筆投在近代事業上，沒有裝入私囊；不好的一面是完全不問對象，不顧事實寫文章。

　　晚清送禮變“制度化”

　　到了清朝中后期，送禮突然變簡單了，官場已經形成了一整套送禮制度和文化。進入官場，只要按照規矩來做，就能平平穩穩了。比如三節兩壽，下級要給上級官員送禮；比如迎來送往，官員之間相互要送禮金。送禮的名義也很好聽，不沾金錢等字，透著一股雅勁。高官離境，官員要送“別敬”；同僚啟程，官員要送“程儀”。這些名字聽著就透著一股人情味，讓人不好反駁，更不便嚴格按照律法來查辦。

　　晚清各種政務往來，在公文中少不了要夾張銀票的。清代掌故集《十葉野文》說，晚清封疆大吏向太后、皇帝進貢物品表孝心，要在禮單中夾銀票；皇上萬壽，給紫禁城上折子祝賀，要在奏折里夾銀票。這些銀票都被宮中的經辦人員拿走了。你不夾，他們就把你的貢品擺在不顯眼的地方或者壓根就不擺上臺面，或把你賀壽的折子晚幾天遞上去。禮金的具體金額，各個衙門都有一套執行標準。《官場現形記》中，就有一個新任官員，因為沒有得到本衙門各種迎來送往禮金標準，得罪了上司和同僚，最后黯淡下臺。

　　在送禮制度化的晚清，官場中人不用擔心送禮的途徑問題、安全問題。大家各得其樂。一個人如果要額外表示誠意或者忠心，只需在標準之上加錢即可。(張程)

　　人物鏈接

　　張之洞(1837～1909)洋務派代表人物之一，生于貴筑縣(今貴陽市)，7歲時隨父到興義府城就讀，13歲始回河北原籍應試，考取秀才；15歲時赴順天府鄉試中舉人第一名，成“解元”；26歲考取進士第三名，成為“探花”，授翰林院編修。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因力主抗爭任兩廣總督。1889年7月調任湖廣總督。1906年升任軍機大臣。在督鄂17年間，張之洞力主廣開新學、改革軍政、振興實業，由此湖北人才鼎盛、財賦稱饒，成為當時中國后期洋務新政的中心地區。其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對洋務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綱領的一個總結和概括；毛澤東對其在推動中國民族工業發展方面所做的貢獻評價甚高，曾說過“提起中國民族工業，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張之洞與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并稱晚清“四大名臣”。（深圳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