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7月的一天傍晚，在易北河東岸柯尼希格雷茨高地的落日余暉中，一場規模浩大的戰役以普魯士軍隊的大獲全勝而告結束。戰斗的一方，是身揣毒藥、準備“不成功便成仁”的“鐵血首相”俾斯麥，和普魯士的26萬大軍；另一方，則是奧地利親王和元帥率領的30萬奧軍。這是人類進入20世紀前進行的最大規模的一次會戰，雙方共投入兵力超過60萬人，史稱柯尼希格雷茨戰役（也稱“薩多瓦會戰”）。這一役，普魯士在人數不占優勢的情況下，僅以對方1/5的損失，讓對手付出了斃傷俘4.5萬余人的重大代價，并贏得勝利。該戰役使普魯士取得了打開德意志領土完整與獨立大門的“金鑰匙”，打破了傳統中歐地區的政治力量對比，也使普奧兩國的命運乃至整個德意志民族的歷史命運都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對于這一場“使200萬開明臣民命運從此改變”的關鍵性戰役，有許多細節至今值得玩味。

　　在這場戰役打響的整整60年前，普魯士發生了一場影響深遠的軍事變革。改革的“旗手”名叫格哈德蚰馮憨沙恩霍斯特，是漢諾威地區一名普通軍士的后代。就是這位后來被《戰爭論》的作者克勞塞維茨尊稱為“我的精神之父”的沙恩霍斯特，曾對當時容克貴族充斥普軍、平民子弟難獲晉升的狀況表達過這樣的不滿：“如果不是根據才能晉級，那么傻瓜都能當軍官。只要他四肢不缺、五官齊全，或許還可以當參謀甚至參謀長”。聯想到自己28歲時才被授予少尉軍銜，沙氏的這種憤懣完全可以理解，“這樣一支昂貴的軍隊就不能在它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給國家帶來重大利益，致使巨額軍費付諸流水，甚至英勇的戰士往往無謂犧牲。”在沙恩霍斯特以及一大批有識之士的持續推動下，普魯士王國終于在1808年以法律明文規定：“所有具備能力的個人均可在軍隊編制中得到最高榮譽的軍銜。”這意味著原來帶有貴族色彩的軍事教育體制開始向社會各階層開放，一個軍事制度變革的新時代到來了。

　　這場變革取得了預期成果。它使軍隊不再由以往的封建貴族、雇傭兵以及破產的農民組成，而逐漸演變成一支包括貴族、資產階級、自由農民和社會其他階層共同組成的近代化的國民軍隊，為取得反拿破侖戰爭的勝利奠定了雄厚的兵員基礎，也對半個世紀后的普魯士接連打贏三場王朝統一戰爭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改革并未到此止步。俾斯麥時期，普魯士實施了結構更加合理的普遍義務兵役制，增強了“小國寡民”的普魯士的軍事實力和戰爭潛力。反觀對手奧地利，它采取的依然是傳統的可贖免和可替代的征兵制，沒有足夠的后備軍可供選擇。在柯尼希格雷茨戰役打響前，奧地利只動員了其野戰軍的2/3。普魯士雖晚于奧地利開始動員，但卻先于對手組建了一個預備役軍，此舉不僅造就了普魯士在軍事上的優勢地位，同時也在政治上形成了對奧地利的強大威懾。

　　1866年6月普奧戰爭爆發。普魯士國王授予總參謀長毛奇向軍事指揮機構發布命令的權力，開創了普魯士軍事史上第一次正式由總參謀長指揮作戰行動的先例。在此之前，總參謀部這一組織雖然以各種不同名稱和組織形式存在了60余年，但一直處于輔助位置，無權對軍隊實施指揮。毛奇在總參謀部的建設和運用上所付出的巨大心血，在日后的戰爭中得到了加倍回報。1868年2月，法國駐柏林的武官向國內報告說：“假如普法之間爆發戰爭，在普魯士所具有的一切優勢因素之中，最重大和最難以否認的，就是其總參謀部的軍官團組織……我們的則無法與之相比……在下一次戰爭中，普魯士的參謀組織，將在有利于普魯士軍隊的優勢因素中成為一個最難對付的因素。”改組后的總參謀部，分工合理、職責明確，適應了軍隊機構不斷復雜化的要求，在經過不斷發展完善后，逐步成為軍事指揮的核心機構和軍隊的神經中樞，為日后王朝戰爭時期建立參謀本部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并為各國近代軍隊建立參謀部樹立了樣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