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毛澤東派汪鋒代表紅軍與十七路軍談判，指示說：我們不能實行那種狹隘的關門主義政策，國內政策要作適當的調整。

　　1936年9月，周恩來指示汪鋒：“抗日要聯合多數。凡是同我黨素有來往的國民黨部隊，我們就不在其中搞起義、搞兵變、搞分裂、搞瓦解，而要做好團結的工作……對楊虎城的部隊，只能搞團結，不能搞分裂，更不能拉出隊伍合到閻（揆要）團來，我們絕不背著楊虎城把他的隊伍拉出來擴大紅軍。”而此時距離西安事變的發動僅剩三個月。

　　二是利用楊虎城與蔣介石、張學良的矛盾瓦解他們的關系。毛澤東、彭德懷于1935年12月5日致信楊虎城說：“張學良賣國成性……乃聞閣下之孫、馮兩師，亦由陜南向陜北開進，誠不識是何居心？如言保境，則鄙軍并無問鼎長安之謀。如言進攻紅軍，則不計何立中、劉翰東、牛元峰、沈克等之慘敗，寧不計唐嗣桐， 張漢民之覆撤。如言陜西，則閣下臥榻之側，眈眈者究是何人？蔣介石四十余團久已深入陜甘，張學良主力近更陸續入陜。邵力子手無寸鐵，閣下已炎之惴惴不安，倘易之何柱國或張學良手下任何一人，則閣下之靖綏主任、地方權力，當有存乎？馮欽哉已為蔣介石拉去，孫蔚如能保其不為馮欽哉第二乎？”

　　毛澤東在給楊虎城的密友杜斌丞的信中也告誡楊虎城說，陜甘地方勢力，如果不跟紅軍合作，則必然完全受蔣、張控制，以致盡失容身之所：“蔣、張勢力布滿陜甘，楊虎臣先生如處甕中，舉手投足受其宰制，危險情形不可言論。為今之計，誠宜急與敝方取一致行動，組成聯合戰線。敝方愿在互不攻擊的初步條件下，與虎臣先生商洽一切救亡歷史圖存之根本之計。日本軍力現已發動平津，控制之后，轉瞬即及山陜。蔣雖讓出陜甘地方政權于張學良，但蔣之四十余團兵力仍實際的控制陜甘。張學良主力入陜，一面固為對付紅軍，一面實欲對付虎臣先生。臣榻之側，勢浹然也。如得先生居中策劃， 以共同作戰對付公敵為目標，則敝軍甚愿與虎臣先生諒解，逐漸進到共組抗日聯軍、國防政府之步驟。先生為西北領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干。是在今日東北軍中如沈克等，均應與之聯合。甘肅鄧寶珊亦為絕無出路之人，敝軍亦愿與發生關系。聞先生與之有舊，能為先容，曷勝禱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