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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說法認為,真正的閱讀是休閑的興趣閱讀,而有目的的功利性閱讀不能算是真正的閱讀。按照這樣的標準,不知有 多少人是真正的閱讀。反正休閑閱讀對我來說是極奢侈的事兒,奢侈到幾乎不曾發生,然而如果把閱讀時間考量在內的話,我的閱讀就與休閑沾上點兒邊了,因為我 閱讀的大部分時間來自于休息日和節假日,少部分來自于出差旅行的途中。興趣閱讀對我而言倒是不折不扣,因為我的興趣剛好與專業和事業相吻合,專業是歷史學 學術研究,事業則是出版與文化產業經營。
我把自己定義為三種人,學人、出版人和管理者,我以這三種角色努力地奔走在 一條道上。做一名學者既是我的興趣,也是我對自身的要求,更是事業對我的要求,百年商務印書館作為學術重鎮的地位要求其掌門人最好能成為專家學者的同道之 人。所以,我所讀之書多為學術著作,以歷史、哲學和法律等人文社科圖書居多。近些年來,我驚奇地發現,我的學術研究受到了出版文化與經營管理知識和思維的 影響和啟發,而學術閱讀更是大大地加深了我對出版、文化乃至經營管理的理解。學術、出版文化、經營管理三者在一個層面上竟產生了部分的融合,或者說三者產 生了相互滋養的效果。看來有一句話說對了,事物是相通的。
2014年的閱讀,也不例外,多半圍繞我的學術研究興趣點 展開,所以以有關亞述學和世界古代文明的書籍為主,其中原版外文書和中文版圖書各占一半。出版工作的職業思維啟發我在古文獻中去發現能夠反映時代需求的課 題,我也果然在巴比倫和亞述古文獻中尋到了“寶”,撰寫并發表了《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國家治理結構》《西方文明淵源中的意識形態管理——以古代美索不達米 亞為例》和《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國家意識形態管理》等與文化相關的論文。閱讀的文獻包括《古代近東文獻》和《古巴比倫書信集》等原始文獻,還包括西方 現代學者的研究著作如《古代西帕爾城》和《軸心時代文明的起源和多樣性》等,這類圖書專業性很強,一般人不消說閱讀,恐怕就連找都找不到,因此沒有列舉的 意義。但對于我來說,從這些古文獻資料中探幽逐微、抽絲剝繭地還原逝去了文明的原貌、取得研究的新成果,有著一種神探探案的樂趣。我的點滴研究成果又反過 來大大有助于加深我對出版和文化的理解,從西方文明的起源中我勾勒出意識形態管理與國家治理結構或治理體系的關系,我的關于意識形態管理方面的思考便得益 于這類閱讀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