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長民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開始的，那一年我13歲，剛上初一，可以說我是同改革開放一路走來的，我是改革開放一個普通的親歷者。

　　我們那一屆學生，同時也是中國教育改革的見證者。記得那時小學5年級延長了一個學期，才把春季開學調整為秋季開學。過去小學是5年，初中和高中都是兩年，從我們那一級開始，初中和高中都變成了3年。那時上學經常要去農村參加勞動，每一周都要由老師帶著去幫農民干活，我幫當地農民挖過紅薯、拔過豆子、割過麥子等。過去初中升高中、高中上大學都是靠政治表現推薦升學的，中考成績好的學生只能上中專，然后才根據成績按重點高中、普通高中依次錄取。我國是從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的，可以說1977年是中國教育改革的里程碑。

　　我高中畢業就去當兵了，當兵的地方在甘肅第二大城市美麗的天水。5年的軍旅生涯，練就了我說一不二、雷厲風行的做事風格。其間，1985年12月至1987年6月我參加了對越防御作戰任務，血與火的洗禮，磨煉出我不畏艱險、可以戰勝任何困難的毅力。

　　我當兵走出秦嶺，從大西北到祖國的南疆，算是跑遍了大半個中國。1987年10月，我從部隊退伍回鄉，家鄉面貌依舊，唯一的改變就是農村實行包產到戶后，人人都能吃飽肚子，家家戶戶通上了電。那時農民一年收入只有幾百元(主要是靠自家養殖豬牛羊和上山挖藥等)，匠人一天的工錢只有1.5元，脫產干部一個月的工資才30多元。當時，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有一天村上能通上廣播、有一條通往街道的公路。

　　記得當時村上修路，村支書說要把路修成2米寬，便于架子車通行，我說應該修成5米寬，至少能滿足將來通汽車的寬度，老支書嚴厲地批評我說：“你當了幾天兵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我們這里去街道20多里路都不能通車，這樣的窮山溝哪一輩子能通汽車?不要做白日夢了。”最后在我的建議下，村上把原計劃2米寬的路修成了3米，在那個沒有汽車的年代，這就是很寬的公路了。

　　1987年10月至1992年5月，我在家里當了4年多農民。1990年9月，我當選村黨支部書記，那一年我25歲，當時村干部補貼一年僅有120元，還要從農民身上收，那時叫作“攤派款”。年底收攤派款是村干部最棘手的工作，因為農民日子過得很緊巴，攤派款是很難全額收清的，一些貧困村的村干部，到現在還拖欠著他們的工資。

　　在家里當農民那些日子，我搞過養殖，開過診所，也和同齡人一樣，去河南省靈寶縣的金礦上干過活，嘗盡了人間的酸甜苦辣。農村最苦的活就是三伏天收麥子，我干農活不是行家，捆麥子就是個技術活，會捆的把式會把麥子捆成扁形，可我捆出來的麥子總是圓形的。那時我女兒2歲多，我帶她一起到地里收麥子，我背著麥子從坡上往下走，三伏天汗流浹背，汗水迷茫了雙眼，幾乎看不清路，因為麥子沒有捆好，走著走著就從背上散開了，女兒看著我肩上的麥子散落一地，天真地笑著。面對荒涼的大山和散落一地的麥子，曾經的理想是多么遙不可及，我那時心里在想，自己就要這樣在山里過一輩子嗎?

　　那時沒有外出打工的概念，我只能在家里種地養活老婆孩子，有時間了就看看過去上高中時的課本，當時沒有任何目標，只是覺得看書多了會有好處的。家里人和周圍的人都不理解，一個農民不好好干活，整天抱著一本書讓人不可理喻。“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的”，1991年10月，商洛地區從農村退伍軍人中招錄干部，我們洛南縣招兩個，我筆試成績第一名被順利錄用，1992年6月，我被組織分配到一個邊遠鄉鎮工作。

　　從我上班第一天開始，各種改革就沒有停止過，單從鄉鎮機關來說，我就經歷過政府號召機關干部領辦鄉鎮企業、干部停薪留職下海經商、精簡編制發紅本本綠本本、撤區并鄉建鎮、撤村并鎮等一系列體制機制改革，這些改革有成功的，也有沒有達到預期效果的，這就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踩穩一步，再邁一步。

　　改革開放40年了，現在已邁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全國都在奮力實現脫貧攻堅和建設美麗鄉村，農村振興也將逐步拉開序幕。如今城鄉面貌脫胎換骨，從泥墻土路的貧苦農村和百廢待興的破爛城市，到如今小橋流水綠水青山的美麗鄉村和樓房林立絢麗繁華的現代都市;從過去農村交通運輸主要靠自行車、架子車和手扶拖拉機，到如今私家車已經普及到尋常百姓家庭，基本實現村村通水泥路、村村通班車;從過去只有單位才能用上的手搖電話，到如今寬帶基本到村和手機人人普及的網絡時代;從過去只能在農村建房，到如今有條件的家庭都可以在城里或者街道擁有自己的房子，人民生活不可同日而語，吃飽穿暖曾經是頭等大事，如今人人要約束自己，“管住嘴，邁開腿”，少吃多動，更不用說人居環境的極大改善和社會的相對公平了。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我們堅信，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改革開放再出發，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一定會早日實現!